達賴喇嘛談心經【好讀大字版，隨書贈靜心卡】

追求內在成長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從我們甫出生的那一刻開始，我們就一步步地邁向死亡的終點。這是人類的本質，也是宇宙的自然現象。有意追求精神成長的我們，必須不斷自我檢視，看看我們在每個時刻是如何生活的。以我為例，我早已度過了大半生，儘管我是個不精進的佛教徒，但是我知道自己在每一年都有所成長，尤其當我試著成為釋迦牟尼佛的真正追隨者和優秀的佛教僧侶。當然，即使是佛教僧侶，在生活和修行上也會犯錯，但我認為自己已對於我們共有的這個世界做了或多或少的貢獻，特別是西藏佛教文化的保存。

由精神觀點來看，我們不該讓自己太容易滿足，因為我們的精神潛力其實是無限的。所有人、任何人都可以無限發展，並且證得佛果。儘管我們現在擁有的心充滿了無明和痛苦，但最終都可以轉變為開悟者佛陀的心。當我們談到物質時，尋求知足與否的問題才有意義。但是，既然我們的精神潛能是無限的，而生命是有限的，我們就必須盡力善用有限的此生和難得的人身。

從身為人類來說，我們都是一樣的。就此層面來看，我們都不是陌生人，彼此間也沒有任何根本上的差異。你感受到許多情緒，其中有些會幫助你，有些則會困擾你。對我來說也是如此。所以，在我們不斷改變的經驗當中，會一直出現生氣、嫉妒、愛和恐懼等不同情緒；你體驗到許多想法，你能夠分析、研究生命中的長期和短期展望。我也是如此。我們不斷經驗著見、聞、嗅、嚐、觸、覺，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同樣有這些意識作用。

當然我們也可以找出人與人的差異之處，因為我們各自有著獨立的「個人經驗」。例如你可能對電腦很在行，但我不行。同樣的，由於我不曾接受某領域學問的訓練，可能因此在理解某些事物上出現極大困難，但對你來說卻是輕而易舉。然而在「個人經驗」中，這些差異是微乎其微的。你我對世界、實相、宗教的看法或許不同，甚至即使在信念、信仰傳統相同的情況下，人與人之間仍有各式各樣的不同。

但也正因我們是人類社會的一分子，在這些信念上的不同就像經驗中的種種差異，是微不足道的。最重要的是，我們思考、感覺和認知，和所有人一樣住在這個地球上。

我也認為有部分的人類經驗是共通的。例如，有人對你微笑，你會感到快樂；同樣的道理，當你對我微笑時，我也會很快樂。你我都在尋求我們認為有益的事，同時避免可能有害的事。這是基本的人性。

在物質世界中，我們清楚知道什麼對我們是有益或有害的。然後，根據自己的分析和知識，試著創造幸福、成功的人生。這種人生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權利。同樣地，在我們的眾多思想和情緒中，我們需要謹慎判斷，以發展出能分辨有益或有害的清明覺知。所以，我們必須增長帶來快樂的積極心念，減少帶來傷害的負面心念。在這當中，對自我內在的清楚認知是最為關鍵的。

既然快樂無法透過物質條件達成，我們需要其他方法實現願望。世界上的一切宗教都提供實現願望的方法，但我也相信，不一定要憑藉宗教或信念就能發展這些方法。我們需要知道的是：身為人類的我們具有龐大潛力去學習運用這股潛力。在今日，甚至在現代科學中，我們越來越了解身心之間的關係，以及我們的心態如何影響健康和幸福。

當人們在尋找快樂和克服痛苦時，擁有一項非常重要的能力：聰明才智。聰明才智幫助我們找到快樂、免除痛苦，卻也製造問題。例如我們運用聰明才智建造房子並生產食物，卻也因此感到焦慮和恐懼。聰明才智讓我們有記憶過去的能力，進而形成未來的願景，所以我們無法單靠物質享受來排除不快樂。也就是說，由聰明才智所引發的不快樂，僅能從聰明才智本身來改善。因此，合理地運用我們的聰明才智是很重要的。

我們必須將聰明才智結合溫暖開放的心，在理性之中注入慈悲、關懷和分享。心的特質，能把聰明才智轉變成強大的積極力量，讓心更為寬廣，甚至當意外發生時，我們才能不受影響、維持鎮定；我們才能不僅僅考慮到自己，而更能關懷他人的福祉。

身而為人，我們天生是群居的動物。我們的快樂、甚至生存，都仰賴人與人的合作。所以，當正面的情緒引導聰明才智時，聰明才智將具有建設性。溫暖慈悲的心是讓內心平靜的基礎，若非如此，心就會常常處於不舒服、不自在的狀態。

生氣與仇恨會破壞我們內心的平靜。慈悲、寬恕、情誼、知足和自律則是我們內在與外在平靜的基礎。唯有強化這些特質，才可能擁有真正而持久的平靜，這就是我所謂的內在成長，我有時也會說成內在裁軍。在現代社會的所有面向中，從家庭、社會到政治，內在裁軍正是如今人們最需要的。

空與色

覺悟圓滿的佛陀，超越所有的限制和煩惱，圓滿了所有層次的成就，本身就是般若波羅蜜的示現。般若波羅蜜，具體表現在滅諦（止苦） 和道諦（將苦因中止）。

既然我們禮敬、欽佩法的果實—一種圓證的果位，那麼也應該禮敬、欽佩生起果位的因緣。此種因緣是深廣且絕待的，如同前文所述的三種成就，或是簡單且世俗的，例如佛陀循序漸進教授《般若波羅蜜多經》一般。同樣的，我們常常在經文中看到佛陀在開始傳授教法前，數個佛學院僧眾手持黃色袈裟，並將之堆疊為佛陀的法座。這並不是對上師的個人禮敬，而是禮敬上師所代表的教法。了解這點的差異是很重要的。

在西藏的傳統中，傳授教法時，通常習慣讓上師坐在法座。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法座上的人就是神聖或尊貴的，而是對於上師所應給予的讚美和禮敬。因此，上師上座前會對法座三拜。當上師登上法座時，就會讀〈緣起頌〉。這個傳統有兩個主要作用：一是提醒上師與大眾應禮敬教法；二是去除說法者的我慢。而且，法座和所有儀軌旨在提醒上師，傳授教法時必須遠離世俗動機的染汙。

我慢是非常危險的。不幸的，在西藏有時會出現喇嘛彼此間爭奪更高的法座。這在西藏稱為「法座症候群」。第五世達賴喇嘛於自傳中提到，傳法時主法單位察覺了這個現象，而將喇嘛的法座布置成相同高度。然而，有些伶俐的喇嘛侍者會迅速將石板放在法座坐墊下，致使坐墊數量雖相同，但某些喇嘛的法座依舊比其他人來得高。

某些人對於法的真義無知，就以此種愚蠢的判斷來衡量喇嘛的修習層次。除了以法座高低判斷喇嘛的重要性，人們也會以喇嘛車隊中馬匹的多寡來衡量。結論是：馬匹越多，喇嘛的修行成就越高。儘管人們知道一些大土匪隊伍中的馬匹也不少。

顯然判斷具格上師的條件是：佛法知識、修行和證悟，而非建立於外在因素上。如果回顧西藏佛教史，可以發現許多真正偉大的大師都是樸實無華的：密勒日巴身無長物、貌似乞丐；噶當派大師仲敦巴狀似平凡流浪漢；二十世紀的大圓滿大師巴楚仁波切，其外表看來毫不起眼，像個雲遊四海的流浪者。

對喇嘛法帽的重視，是另一個錯誤的例子。你可能聽過所謂的黃帽或紅帽派。如果我們回頭看釋迦牟尼佛，祂當然不戴任何帽子。然而，西藏唐卡中的印度佛教大師龍樹和無著卻戴有法帽，這可能不合史實。事實上，由於西藏氣候酷寒，穿戴法帽確是合乎情理，尤其對童山濯濯的上師來說，戴帽子是非常實用的。只不過西藏人因此過猶不及，在帽子的形式和大小上大費周章，導致一些派別竟然是以帽子來區分。我認為這是不幸的。

我們應當重視的是，採擷佛陀教法的精義，並了解如那爛陀寺諸印度大師的教法。評判任何教法是否為真正佛法，其標準在於能否讓我們離苦得樂。最重要的是一位上師的聞、思、修應合乎釋尊及印度大師的教法。儘管外部的儀式（例如擊鼓、玩鐃鈸、穿戴華麗服飾和表演金剛舞）在精神生活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我們必須知道何者才是最為重要的。

特別是在佛教傳入西方時，這點尤為重要。如果我們喪失了佛法的精義，就會造成危險，讓西方佛教徒接受錯誤的西藏佛教文化—外在的形式和器物，而非內在的智慧。遺憾的是，某些徵兆顯示這種現象可能已經發生，因為有部分人士以上師自居，並穿著奇異的服裝。

我再舉另一個例子。

我近期訪問德國時，接待的人在我下榻的飯店布置了一張唐卡。唐卡上的主尊是觀世音菩薩，其下方繪有小小的喇嘛。當然，如果喇嘛正對著觀世音菩薩獻曼達或禪觀，在一張觀世音菩薩唐卡的下方繪有喇嘛是適當的；但是並非如此，唐卡上的喇嘛正在打鼓和玩鐃鈸，旁邊還有一只在家眾手持法會用的甘露壺（這種壺通常是用在護法神的薈供上）。這完全不合宜！因為西藏佛教的護法神常常是為了滿足人民的世俗願望，而非精神願望。我後來發現這位畫家是西方人。他也許一直在憑想像模仿西藏佛教徒的外貌，又或許他想像觀世音菩薩就是某種護法神。總之，他顯然從未掌握形式背後的隱義。

這種錯誤並不限於西方。舉例來說，當我們走進典型的西藏寺院，大殿中央應供奉著釋迦牟尼佛像。對佛教徒來說，釋迦牟尼佛是我們的導師，教導我們開悟之道，因此可能的話，應完全依止釋迦牟尼佛。假如我們出現恐懼，例如恐懼惡業的結果，這些恐懼應出自於對佛及教法的尊敬。然而實際的情況卻是，人們只是在寺院中匆匆禮敬佛陀，用頭觸碰佛像，卻在寺院角落旁一個小而昏暗的護法殿逗留不去。

每間寺院都有專屬的憤怒相金剛護法。當西藏人走進護法殿時，他們會敬畏地輕聲細語和禮拜。假如他們有任何的供養，對象通常是護法神，而非大殿的佛。護法殿通常由一位僧人負責獻供，包括酥油茶和青稞酒。聽說西藏有名僧人的主要工作是不停獻供。僧人原為禿頭，後來開始長出頭髮。有人問他：「你怎麼會長出頭髮？」僧人答稱：「我也不知道。但是每次獻供，我都將剩下的酥油茶和青稞酒擦在頭上。」這對於童山濯濯的人來說，或許是個解決之道。

自視為佛弟子的我們，包括我自己，也必須不斷地自我審視，反觀我們的動機，保持救度眾生離苦的誓願。這對扮演西藏政教領袖的我是個特別挑戰。儘管政教合一在過去能利益西藏，但制度上的缺失卻也帶來了大量的錯誤行為和痛苦。即使以我來說，登上法座開示時，我慢鮮少生起，但如果我不觀照念頭的話，我慢隨時可能悄然生起。一如當某人恭維我的開示時，我會覺得喜悅；但若遇到批評時，就會感到沮喪。這就是易受世間毀譽所左右。為了確保修行是如法的，行者必須不受八風1所動搖。

坐在法座同時掌握政教力量是相當誘人的。上師不能不戒慎恐懼！我們必須記住，佛陀毫無世俗權威的典範，以及剛進入《心經》時的「薄伽梵入觀照深妙品三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