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arn Better學得更好

第1章　找到價值

動機是學習活動的終極動力

傑森‧沃夫森已經記不清創造過多少樂高模型了。他家的地下室布滿他的作品，一條龍、一架飛機、一隻翅膀約十五公分長的飛蛾……盒子裡、塑膠袋裡、桌子上還有更多，包括一部造了一半的登月小艇、一座比薩斜塔、一個牛仔——全都是用樂高積木組裝而成。

沃夫森的樂高模型裡，有些已經完成——大型的巧妙作品，既有安迪‧沃荷的藝術特點，又有點像玩具，還有點像現實生活中的幻想。其他的則還在打造，例如一個人工心臟。總之，整個地下室的地面、牆上，直堆到天花板，都是沃夫森的「建築材料」——數十萬個塑膠積木。

「這些流星真是太棒了！」沃夫森從一個塑膠盒子裡取出一顆灰色的小流星放在掌心，像展示某種稀有鑽石一樣展示給我看。

其實，沃夫森看起來不像樂高愛好者。他熱愛電影，喜歡去佛羅里達度假，喜歡週末去健身。他在費城郊外長大，高中時是田徑選手，大學時則是兄弟會的活躍分子。現在，他是一名工程師，已經結婚了，每個獨立紀念日都會在家門口懸掛一面很大的美國國旗。四十多歲的他頭髮略顯稀疏，終日穿條牛仔褲，而且時常引用二十世紀八○年代電影裡的臺詞。

然而在很多方面，沃夫森對樂高的興趣又完全合理。帶我參觀地下室時，他不斷說著一個個小故事，解釋每個模型的重要性。在展示《芝麻街》布偶Gonzo的實際大小複製品時，他告訴我，他的妻子非常喜愛知名藝術家吉姆‧韓森創造的這個布偶；展示小積木砌成的藍色警察崗亭時，他開始講述自己對英國長壽科幻劇《超時空奇俠》的熱愛；提到他曾經用幾百塊樂高組成《愛麗絲夢遊仙境》裡的惡龍，他會滔滔不絕地講述自己對這部小說不變的愛。

起初，沃夫森的故事聽起來很可愛、很吸引人，但後來我發現，那些故事是他對樂高的投入至關重要的一部分。它們讓沃夫森的樂高模型變得有價值，變得重要，變得有意義。

歸根結柢，沃夫森不是對成堆的小塑膠積木塊有興趣，而是著迷於用這些樂高積木搭建出自己最愛的小說的某個場景，或是最愛的電視影集裡的標誌性電話亭。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都有沃夫森的部分特質。我們不一定像他那樣著迷於《愛麗絲夢遊仙境》、《芝麻街》布偶或樂高積木，但是在心中，我們都透過「意義」這個框架看世界。我們會從事自己認為有價值的活動。

對學習來說，這一點至關重要。動機是習得任何一項技能的第一步，若在某樣事物中看不到任何意義，我們就很難學得會，所以本章一開始就要先來檢視價值如何驅動學習動機。

不過，意義之所以重要還有另一個原因——它是「理解」的第一步。本章的後半部分會解釋這個概念，並討論「在想要學習的事物中發掘意義」的重要作用。

意義不會自動找上門，必須自己去發現

提到學習，意義不會自動找上門，是我們必須自己去發現。

以統計學為例。資料分析毫無疑問是非常強大的工具，實際上，現今在很多領域，無論是銀行業、醫學界或運動管理，對統計學如果沒有一些基本的理解，幾乎寸步難行。

然而，人們不會天生想要精通統計學。大多數人討厭複雜的線性迴歸——或是傳授這個主題的枯燥教學方式——對反覆審視統計數字、畫柱狀圖也缺乏熱情。

維吉尼亞大學心理學教授克里斯‧胡勒曼非常了解這種緊繃關係。身為研究學者，他的每一部電腦上都安裝了統計軟體，例如R或Stata，因為沒有經過任何一種扎實的資料分析，基本上不可能發表任何一篇論文。

然而，大部分來修他的心理學的學生一提起相關性分析就牢騷滿腹，抱怨連連。他們覺得統計學單調乏味，令人痛苦、厭煩，對他們的生活毫無價值、毫不相關。

大學時期，胡勒曼是美式足球的明星進攻內鋒，至今仍保持著長期從事競技運動的人那種渴望成功的積極態度。幾年前，他決定試著解決這個問題，看看能否激發學生對統計學的興趣。於是，他讓一些學生寫下統計學為何與他們的生活有關。

胡勒曼和他同事的目標是幫助學生發現資料分析工具的價值，研究人員用問題引導他們，例如：「你能想像自己在生活中運用統計學嗎？」「如果你是個護理師、業務員或經理人，你能想像自己在工作上運用統計學嗎？」然後，每個學生花一些時間寫一篇短文，大概都寫了一、兩頁。

結果非常明顯。藉由找出自己的生活與統計學之間的關連，那些學生更有動力學習了，有幾個人的成績甚至提高一個等級，從C跳到B；換句話說，透過闡明統計學為何對他們未來的工作、他們的嗜好、他們有一天會建立的家庭很重要，就大幅提高了學生的學習水準。

此後，胡勒曼在許多不同的場合推出類似的做法。他曾經讓高中生寫下科學對他們的生活有何價值、對他們為何很重要；他還跟社會心理學家茱蒂絲‧海拉齊維茲合作，提供學生家長一本小冊子，讓他們跟孩子討論科學會如何形塑未來的職業，並建議家長可以採取哪些方法讓孩子的科學家庭作業看起來更有意義。

不可避免地，會有一、兩個人寫下一些難聽話，例如有個高中生就以反抗的語氣寫道：「你少來浪費我的時間！」但大部分人都願意參與。有些學生會寫下將來在公司工作時，會有哪些地方需要用到數學，有些則提到種種技能對他們的個人生活會有何幫助。很多人都覺得，掌握一項專業技能這件事本身就令人愉悅。

在與胡勒曼討論的過程中，他指出有很多方法可以創造價值感，例如獎勵、新奇與環境，這些對於讓人感受到某種意義都有所影響。就這一點而言，內在動機——或者說內在興趣——本身就是一種價值。我們做某件事，是因為自己想要做。但胡勒曼說，人最終還是必須找到自己跟某個主題的關連，才會有動力去學習那個主題。

與胡勒曼合作的心理學家肯恩‧巴隆提供了另一個理解這個概念的方式。不久前，巴隆列出一個公式。「我試著把自己四十年的研究歸結到一張餐巾紙上。」他告訴我。那個公式是：

動機＝付出（或完成某項任務所需的努力總和）＋期待感（或自我效能的概念）＋價值感（或意義）

巴隆認為，最後一項因素通常最為關鍵，決定了「我要不要做這件事」。

我們對巴隆的論點再熟悉不過了。畢竟，我們都聽過老師說：「這個很重要。」提起學校作業，過去我父母也不厭其煩地嘮叨：「你將來會用到這些東西的。」現在則是公司的人資部門提醒我：「你的退休帳戶對你未來的生活很重要。」

然而，這項研究的關鍵不在於此。簡單說，僅僅告訴人們某樣東西很重要是不夠的。事實上，胡勒曼發現，單純告訴人們某項資訊有價值也許會產生反效果。當我們被告知應該有什麼感覺或應該怎麼想時，可能會覺得受到威脅或過度干涉。

相反地，人們需要自己在所從事的活動中尋找意義；換句話說，價值必須由人賦予事物，由個人賦予知識或技能。「人要在自己所學的事物和自身生活經歷之間建立連結，」胡勒曼說，「而價值是做到這一點的方法，促使人們思索：『這對我來說為什麼重要？』」

優秀的演說家常常這樣做，而一個好的簡報者會確保自己準備的材料與聽眾有關。美國前總統比爾‧柯林頓就以這種魅力出名。如果演講題目是馬爾地夫，像柯林頓這樣老練的講者也許會巧妙地問問聽眾有沒有去過馬爾地夫；假如主題是某場戰役之類的，他就會問有沒有人有親戚在軍隊服役；在討論某項無聊的資訊科技工具？就讓聽眾想想自己的電腦。

這個概念也解釋了為什麼我們對自己經歷過或將要經歷的事，學習起來更有動力。提到學習，我們的動力來自想要了解自己所處的世界。我們想要填補自己的知識缺口，想要看見價值，然後，意義就能自我永續。我們對統計學懂得越多，就越想知道與統計學有關的事物。

假如我知道某件事，例如金星是太陽系中最熱的行星，就會更想知道得更多：為什麼金星那麼熱？或者，如果我懂一點資料分析，就會更有興趣了解辛普森悖論（在這個著名的統計學悖論中，分組統計與整體統計的趨勢呈現相反的結果）。

沒有打算學，就學不會

提到在某個專業領域尋找價值這個概念，需要了解一件重要的事：我們必須留心尋找價值。即時有進行心智活動，如果沒有打算學習某樣事物，我們就學不會。

比方說，醫生有很多機會研究膝部肌肉。膝關節手術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了；在美國，醫生們每年做的膝關節手術不少於五十萬例。許多整形外科醫師對膝部肌肉瞭若指掌，他們幾乎每天都要探索肌腱、拉開半月板軟骨或檢查滑膜組織。

然而，瑞士一名整形外科醫師卡爾‧格羅布不久前在膝部發現了一塊新的肌腱。他和一群研究人員一起在膝蓋骨正上方發現了一小塊強健的肌肉——之前任何一本解剖學教科書或任何一位外科醫師都未提及這塊肌肉。

格羅布對自己的發現非常謙虛。「我只是個普通的外科醫師，」他告訴我，「解剖學是我的愛好。」其他專家的說法就沒這麼克制了，一個醫學部落格這樣寫道：「新的肌肉幾乎跟傳說中的大腳怪一樣難以發現。」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每年有幾十萬例手術在這個部位進行，怎麼可能有那麼多醫生忽略了這塊肌肉？一個合理的解釋在於心態的特質；換句話說，格羅布之所以發現了新的肌鍵，是因為他一直在尋找這塊肌肉。他學會了關於膝部的某件事，是因為他想要學習。抱持著不同的態度，格羅布在一組別人看不出有什麼價值的肌肉中發現了價值。

心理學家艾倫‧蘭格數十年來一直在研究這個概念。我去拜訪她時，她告訴我，為了意義學習需要「用心」，是一種對價值的主動探索。蘭格認為，這種態度——這種觀點——不只關乎集中注意力，還要求人們投入體驗之中，以突出體驗的新奇之處。她說，人們必須關閉大腦的「自動駕駛」功能，主動探索專業知識或技能。

在許多方面，這種「用心」涉及背景、脈絡。在培養投入參與的態度上，「框架設定」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我們往往需要某種火花、某種感知上的扭轉，才能把注意力拉到學習上。這一點在我與蘭格聊天時很明顯。有時候，我們的對話很「無禮」，心態是幽默的，蘭格會因為我忘了某件事而取笑我：「你太緊張了！」

但隨後，我會提出一個問題，於是框架又會變得比較具有教育性。蘭格會問我一些尖銳的問題：「你了解我的意思嗎？」並建議我去閱讀某篇文章。這樣的討論變成是在發掘某樣有意義的事物，在學習某個新東西。

還有一些因素有助於形成比較投入參與的態度。蘭格指出，如果我們認為專業知識或技能是比較開放式的，就會更加用心。此外，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也有幫助。改變觀點通常會讓我們學到更多，因為這讓我們更能敏銳察覺某個專業領域的微妙之處。

但最重要的，也許是意義本身。要關閉大腦的自動駕駛功能，最好的辦法之一是尋找價值。例如，在早期的一項研究中，蘭格讓兩組學生閱讀教科書中的同一段文字，而她給兩組人的指示只有一個關鍵差異：一組學生被要求「研讀這段文字」，另一組學生則要以某種方式讓這段文字「變得對自己有意義」。

結果，「尋找意義」那一組更專注投入，學習成果更好，理解和記住得更多。更重要的是，當「尋找意義」組被要求寫一篇與這段文字有關的文章時，他們寫出來的東西品質高很多。

舉個現實世界的例子：語言磨蝕。實際上，心態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一個人如果對自己的祖國有不好的看法，更有可能喪失母語能力。例如研究顯示，一個以西班牙語為母語的人如果對西班牙評價不高，更有可能忘記西班牙語。若抱持負面心態——以及較為有限的價值感——人會比較沒辦法說母語。

一方面，有件事情很明顯。你如果討厭Excel，就很難學會Excel。但有件事也很值得注意：心態會以非常微妙的方式改變我們的思維模式。例如，在一項語言磨蝕的研究中，研究人員發現，如果一個人不喜歡自己的祖國，那麼無論他多常講母語，他的母語能力都會更快被磨損。

蘭格對此提供的建議是：學習一項技能時，應該留意細微差異。為了學習，我們必須主動尋找某個專業領域的獨創與新穎之處。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是透過尋找差異來獲得理解。「『用心』的定義就是注意新事物。」她告訴我。

蘭格還建議要對學習抱持探索的心態。所以，假如你為了一門課閱讀一本書，不要一直把焦點放在最後的成績上，這會讓整個學習經驗看起來充滿壓力，令人緊張到胃打結。相反地，要在書中尋找你覺得好奇、對你有價值的內容，這樣的學習成果往往會更好，整個學習經驗也愉快多了。

同樣地，外科醫師不應該只想著修復撕裂的前十字韌帶，也要花點時間去探索、發現。畢竟，他們也許會找到另一塊新肌腱。

第3章　提升能力
單純的反覆練習是無效學習

許多人所謂的練習並不是真正的練習。他們沒有採用專門的方法來改進，也沒有運用任何一種學習法。大量研究結果顯示，練習時間量與實際取得多少學習成果之間沒有什麼關係。

或者，想想有些大學新生即使已經解過一千五百多道基本物理學問題，對基本物理學還是有一些很明顯的錯誤觀念。所以，雖然這些學生在高中可以迅速解答一個又一個牛頓力學問題，還是無法真正解釋清楚牛頓第三運動定律。

知識效應在這裡扮演重要角色，無論是跟哈林籃球隊比賽，或是要提高拉丁語水準，如果對某項技能沒有一些認識，就很難想像該如何發展該技能。在這個意義上，每個初學者都缺乏後設認知能力，亦即不知道自己必須理解些什麼。這就是他們之所以是初學者的原因。

例如，我在都市規畫方面無法有所進步，因為我對這個主題知道得不夠多。再舉個例子：鳥類專家可以分辨三百種不同的鴿子，而我是個業餘者，所以老實說，牠們在我看來都像鴿子，那麼，我很難改進分辨林鴿和斑鳩的能力也就不足為奇了。

很多事都對這種狀況負有責任，我們通常不會去尋找提升自身技能、讓自己變得更好的方法。書寫就是個好例子。小學畢業後，我們往往不會著重去練習手寫字，所以寫出來的g看起來比較像s，一個個句子看起來則像一組虎爪痕。在醫學領域，儘管糟糕的書寫能力每年導致七千人死亡，這種字跡潦草的情況還是會出現。

提到培養技能，評鑑也很重要。我們需要有針對性的回饋意見。《刻意練習》一書作者安德斯‧艾瑞克森認為，很多練習都是沒用的，因為缺乏足夠的專門監控，以及聚焦的、目標明確的評論。「大多數人在試著提升自身技能時，並不清楚應該改善什麼，所以只是在浪費時間。」艾瑞克森告訴我。

在這一點上，我曾經是頭號罪人。在上山繆斯的籃球課之前，我會去附近的球場練球，隨意投籃半小時，練長距離跳投。然而，我的努力並沒有焦點。我沒有得到針對我的步法的任何回饋意見，也並未特別去磨練某些動作；很長一段時間裡，我甚至沒有記錄自己投進了多少球。

而接受山繆斯指導的經驗截然不同。我們會去改善非常細節的地方，例如禁區裡的短距離跳投，或是原地運球急停跳投。沒有上課的時候，我也有課外作業要做，例如仰臥投籃。有一次，我們還談到我在出手投籃時，中指應該怎麼轉離籃球，好讓食指在離開球的時候是向下的，彷彿要把它浸入一杯水裡。

和山繆斯一起練球時，針對性的評論經常出現。上課的時候，我練習上籃的時間沒有練擦板多，提升投籃技巧的時間沒有確認雙腳是否擺對位置的時間多。有時候，山繆斯會抓住我的鞋子或移動我的臀部來調整我的姿勢。「細節優先！」他常常這樣說，「細節優先！」

至於我的第一顆三分球，我隔天寫了封電子郵件給山繆斯，告訴他，我嗖地一聲投進了一顆三分球。他和我一樣驚訝，也一樣充滿熱忱，不到一小時就回覆我：「現在，你擁有無限可能！」

回饋意見可以有效提升專業技能

在許多方面，在一個專業領域中的成長始於回饋意見。一旦意識到自己要學什麼，並且開始學習了，就需要一些資訊來讓我們知道自己表現得如何。

我最喜歡的例子是馬克‧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是多倫多的一名腦外科醫師，他曾經把十年間在他執刀的手術中出現的每一個錯都寫下來。例如，一根試管掉到地上、縫線沒縫牢，連跟護理師溝通時出現的一點小誤解，他都會記錄在自己的資料庫，並標記手術日期和患者年齡等各種細節。

後來，當伯恩斯坦和他的同事仔細檢視這些資料時才發現，記錄錯誤這件事影響巨大。藉由寫下所有的失誤——亦即創造一個回饋系統——伯恩斯坦和他的團隊犯的錯少很多。效果立竿見影，頭一年，他的團隊的手術錯誤率就直線下降；更重要的是，這種效果持續了超過十年，最終，伯恩斯坦的手術錯誤率從每個月超過三個，下降到每個月大約一‧五個。

伯恩斯坦採用的是非常基本的意見回饋形式：監控。根據寫過伯恩斯坦故事的研究學者（如艾瑞克森）的看法，這種方式往往可歸結為一種覺察。為了追蹤記錄結果，必須注意正在發生的事。以伯恩斯坦為例，他需要留意錯誤、尋找疏忽的地方、重新檢視差錯，而他團隊的疏忽往往非常顯而易見——如果某部機器沒有正常運轉，或者手術刀掉到地上，這些都是錯誤。

但總的來說，伯恩斯坦所謂的錯誤都是比較細微的小事，例如海綿擺放的位置不恰當、麻醉效果延遲出現、聽錯話或指令等。在這方面，監控顯得格外重要。為了發現錯誤，我們必須記錄錯誤、觀察失誤。每一場手術結束後，伯恩斯坦都會把每一個錯誤登錄在資料庫裡，記下錯誤的嚴重程度、類型，以及避免錯誤發生的可能性有多少。

為了監控自身表現，有人會使用日誌或日記。例如，我有一份保留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檔案，裡面是我在反省自己的寫作表現之後記下來的東西。和許多人一樣，我經常犯一些文法錯誤，往往會把which和that搞混，而在這份檔案裡，我會舉例說明自己的錯誤，並且寫一些筆記，注明未來如何避免錯誤或提升表現。

還有人極其信賴透過影片來追蹤記錄成果。例如，職業美式足球教練強恩‧格魯登擁有大量賽事影片，即使中間有十年時間不當教練，跑去當球評，他還是保存許多影像資料，包括二十多年前的練習影片。「我就像在做品質管制一樣，看著錄影帶一一檢視練習或比賽的細節。」格魯登曾經對記者這樣說。

這種監控的部分好處，在於它迫使我們提升覺察程度。在追蹤自己的表現時，我們更聚焦於如何改進，而在許多領域中，人們很多時候幾乎都不關注自己的表現。

開車就是個好例子。很少有人會努力改進自己的駕駛技術——事實上，大多數人的停車技術還是和剛拿到駕照時一樣糟，或是轉彎時煞車依舊踩得太用力。我還看過有人直行了好幾公里，方向燈還在閃。

在公開場合說話也差不多。大部分人經常都需要在一大群同事面前講話，或者必須在老闆或客戶面前做簡報，但我們常常像壞掉的發條玩具一樣，一再重複犯同樣的錯，例如說話速度太快、沒有目光接觸，或者緊張得一直轉動手上的戒指。

我們很容易忘記，自己多少有點像自動操作裝置。無論是踢美式足球，或是進行腦外科手術，一項任務或工作很容易就會變成不需要動腦筋思考的習慣。這解釋了「監控」這個方法為何如此有效，因為它意味著我們離開自動模式，問自己：我這樣做對嗎？我有沒有犯錯？我能怎麼做得更好？

當我們追蹤記錄自己的表現時，行為模式也會變得更清楚。在伯恩斯坦的例子中，他發現他的團隊所犯的手術錯誤，有極大比例是可以避免的，例如手術刀受汙染。出乎意料的是，他還發現病人增加，手術錯誤通常會減少，而不是變多。此外他也指出，他的手術團隊增加新成員，出錯率並沒有明顯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