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堅持和無數巧合的人生

兩個七年大不同

過去我在彰銀工作七年，進去時是辦事員，離開時還是辦事員。但來到阿拉斯加銀行，同樣工作七年，進去時是練習生，七年後我已升到資深副總裁兼財務長。

因為那篇嘔心瀝血的報告，我先成為主計室的正式職員，然後又慢慢晉升為部門副總裁。第五年，除了擢升為主計長外，我還多了個「銀行副總裁」的頭銜。再過兩年，我成了「資深副總裁」。然後，很快地，我又升為銀行的「資深副總裁兼財務長」，是銀行的高階主管職。

一個說英語帶有口音的外國人，在七年內，從實習生成為阿拉斯加最大銀行的高階主管，這種前所未聞的升遷速度，連阿拉斯加報紙都以大篇幅報導我的故事。

職場上的冷暖

隨著職位步步高升，我漸感自己的專業知識有待注入新血。於是，我積極尋找進修的機會。

後來，我報名參加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開設，專供銀行主管進修的「商業銀行決策人員進修班」。銀行不但提供公假，並且支付所有費用。進修班的學員都是來自世界各地銀行的高層主管。進修班學習課程緊湊，上課都以討論案例為主，大家都踴躍參與，內容不僅多元豐富，還有許多實際經驗的分享，收穫很大。

美國職場上競爭激烈，短兵相接的場面是常態，沒有溫良恭儉讓那種假客氣。不過，他們有一個好處，就是認賭服輸。如果他和你競爭輸了，你上去了，他們就會服你，不會在背後搞小動作。

在阿拉斯加銀行工作九年，我幾乎都是擔任財務規畫的工作。隨著職位不斷晉昇，負責管理的範圍也愈大，銀行的大部分業務都由我控管，責任愈來愈重。我的工作有兩個重點，一、資產與負債管理，以客戶存款、放款管理為主。二、投資風險管理，亦即評估及選擇投資標的，例如政府公債及公司的債券等。

我的同事幾乎清一色是白人，競爭相當激烈，要說完全公正，根本不可能。當我職位低時，同事們都很照顧我，甚至會為我的表現鼓掌、歡呼。待我升遷至主管階層後，激烈的競爭便成為家常便飯。多年下來，我對這種競爭習以為常。

銀行的營運計畫由我掌控，我必須經常和其他部門討論、溝通，其中掌管投資部門的副總裁薄華德和我特別不對盤，兩人時常因觀念差異而爭論。例如在銀行的投資管理中，除了佔七成的放款外，投資最大筆的項目就是購買債券。既高又瘦的薄華德，個性保守固執，但追求利潤時膽子卻很大，常對風險視若無睹。而我小心謹慎，步步為營。重要的是，十之八九結果證明我的判斷是正確的。

為了債券投資，我們常起爭執。我打電話給他，講不到幾句，他就會說：「你在說什麼，我一句都聽不懂。」然後掛我電話。我只好衝到他辦公室，和他爭吵或溝通。這種侮辱人的作風，每每令我氣憤難當，我說話是有一些口音，但我和別人溝通時沒問題，為何唯獨他聽不懂？拿口音做藉口，陷我於尷尬，擺明了就是歧視。

但我也清楚，指控他歧視，我討不了好。我很早就知道，弱肉強食。不管是在職場或人生，弱小可能會得到憐憫，但絕對贏不來尊重。只有實力，才會得到別人的尊重。

聽不懂，那是你的問題！

我和薄華德的爭論，大概傳到了董事長的耳中，他做出了處置。

在阿拉斯加銀行工作第五年，我因表現優秀而成了銀行財務的最頂上司，當上了主計長，而且還晉升為副總裁，和薄華德同階。工作滿五年，一般就是由上級主管送個紀念品獎勵，但銀行特別為我辦了表揚會，董事長並親自出席頒獎。

當上台接受董事長頒獎時，我既意外又感動。他很少出席這種場合，能從他手上接過這個象徵我在銀行站住腳的獎，意義非凡。想不到，頒完獎，他並沒有下台，還說了一段話。他說：「澧說的話，大家可能有時聽不懂。老實說，有時我也聽不懂。但我回家後，仔細再想一想就明白了。我的結論是，這不是語言上的隔閡，而是我們和他在知識和智力上的差距。他講得太深奧了，連我在內，都必須經過消化後，才能懂得他話中的精髓。」

聽完這番話，我了解他出面公開挺我的苦心及對我的肯定，從那之後，銀行內就比較沒有人拿我的口音來說事了。

到了第七年，我又升階，成了資深副總裁兼財務長，薄華德主管的投資部門也歸我控管，他成了我的下屬。

我請他到我辦公室來，很客氣地告訴他：「我知道，我的英語有口音，但以後我可以慢慢跟你說，甚至我可以寫備忘錄給你，希望以後溝通不良時，不要再掛我的電話。」我發覺，薄華德的一雙長腳此時竟然微微發抖。最後，我很直接地告訴他：「過去你聽不懂我說的話，是我的困擾。今後，你若聽不懂我說的話，那就是你的問題了。」

從此，我們之間的溝通一直很順暢，再沒有發生過任何問題。

鄰家小妹蔡英文

九一一的晚餐

二○○一年蔡英文要到華府訪問，期間會在洛杉磯停留一、兩天。我輾轉得悉她希望能安排一場演講或對話和美國主流社會溝通。於是我透過關係找了一些智庫的人，準備開一場市廳會議。日子就選在九月十一日。

市廳會議前一、兩天，我到舊金山兒子家，打算九月十一日當天再坐飛機返回洛杉磯。一大早起床，打開電視就看到飛機撞擊紐約世貿大樓不斷重播的鏡頭。我一開始有點看不懂，以為是電影的宣傳片，過了一會才發現原來是恐怖分子殺到美國，進行恐怖攻擊。

我想到當天晚上的市廳會議，趕快打電話聯絡，看市廳會議是否如期舉行？結果怎麼都聯繫不到主持人。想要搭飛機回洛杉磯，結果所有飛機停飛。沒辦法，只好請兒子開車載我回洛杉磯。

車行途中，我不斷打電話聯絡。事情不由我不急，晚上的市廳會議是請美國西部最大的智庫

「太平洋國際政策協會」幫我安排，包括演講及問答。

同時，我也不斷聯絡下榻在洛杉磯市區巴爾的摩旅館的蔡英文，一方面擔心她的狀況，一方面要和她商量應變計畫。但電話一直打不通，我聯絡不上蔡英文。

從舊金山開車到洛杉磯約需六、七個小時，一直快到洛杉磯，我才聯絡上主持人，知道所有的活動都取消了，我才鬆了口氣。蔡英文也終於聯絡上了，對於突發的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我們全然無策。我問她：「晚上有沒有什麼安排？」「沒有。」「那我陪妳吃飯。」

後來我在美國籌備成立福爾摩沙基金會，我當時有一個構想，想出版一本和國際事務有關的刊物，請國內外這方面學有專精、有造詣的人執筆。因此我返台尋覓這方面的人才。有人介紹我去找時任陸委會主委的蔡英文。

她很客氣，馬上答應，並辦了一個早餐座談會，找了一些對美國事務熟悉的人來參加。彭明敏教授也很有興趣，臨時決定和我一起前往。雖然事先沒告知她彭教授會出席，但見到彭教授來，她還是很高興，脫口說：「彭老師，很高興你能夠來。」早餐座談會相當成功，我很感念她花時間促成此事。

可惜我能造訪台灣的時間有限，回到美國又要忙公私事務，創辦刊物的事也因此無疾而終，但我對蔡英文的誠意和風度很欣賞。

我做你妹妹，好不好？

我們以後的交往很多和「吃」有關。返台定居之後，在無意中碰到過兩次，都在圓山的美僑俱樂部，兩次我都吃牛排，兩次她都先替我付了帳。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二○○四年阿扁競選連任，當時我與一群海外扁友會的鄉親來到台北市中山運動公園，參加海內外大團結的造勢晚會。我們幾個人，包括吳釗燮、蔡英文和我在內，坐在後台聽著司儀陳菊以高亢的音調主持晚會。

蔡英文突然跑到我身邊，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說：「我做你妹妹，好不好？」我一下有點傻

了，心想，我做妳叔叔還差不多吧！於是我說：「做妹妹？我的年紀和妳爸爸差不多吧！」她卻笑了起來說：「一定要做妹妹才可以。」然後她馬上轉過頭對一旁的吳釗燮說：「釗燮，你要叫我姑姑。」我也跟著笑了，想不到這個女孩子還有調皮的一面。

比較熟了之後我才發覺，原來我們還是「鄰居」，都住在遠企附近的公寓，從我家到她家走路只要三分鐘。我有糖尿病，有時從美國帶了一些無糖的巧克力，我會請太太拿一些過去給她母親。他們也會投桃報李，彼此就比較有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