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若即若離
●2015.12.16（星期三）太貴的料理
今天中午跟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的工作人員見了面，送給他們我媽自己畫的年畫。圖案是六子爭頭，三顆兒童的頭，嫁接在六個胖大肥白成人化的身體上。他們大概覺得非常怪異，草率地讚嘆了兩聲就匆匆捲起。
下午，我訪問大學的教授介紹了東京大學的一個留學生給我認識，是一個上海女生，在日本已經待了四年，打扮做派已經很像日本女孩，很白，吃驚的時候嘴巴張得很圓。
晚上我請她去了一家評價很高的烤肉店，一份自助套餐一萬三千五百日元，相當於七百多人民幣。九十分鐘內無限量地點海鮮和很好的牛肉。
「真是太貴的料理了。」她不停地感慨。
吃飯的時候聊天才知道她和我同齡，是嫁到日本的，她與丈夫是高中同學，一畢業就結了婚。她的婆婆嫁給了日本人，她的丈夫就也來日本生活。後來，她忍受不了丈夫每天打遊戲打到早上四五點鐘，自己在日本也沒有朋友。婆婆讓她做很多家務，以一個日本主婦的標準來要求她，她卻想要上進，讀了東大的研究生，拍紀錄片，喜歡結交知識分子和獨立紀錄片導演。
「今天下午剛剛談完離婚。」她說。還好，並沒有立刻流出眼淚。
我恬不知恥地給出很多幼稚的建議，狂想如何嫁給有錢人，如同最幼稚的初中女生，庸俗得連自己都覺得面目可憎。
對於他人生命裡悲慘的變故，我又愛聽又怕聽：愛聽當然是出於劣根性，人們喜歡聽那種把種種複雜的悲劇總結成三言兩語的故事，聽者像占了便宜；怕聽是因為我總以為自己有勸解的義務——至少在口頭上「解決」這件事，就像小學寫作文時結尾一定要寫「今天真是有意義的一天」，把一切都裝進一個光明的尾巴裡。可我勸解的能力非常差，如果在舊時的農村，大概是婦女圈裡最受排擠的。
她吃了很多很多肉，我都已經吃不下了，她還在一直點。
「真是很貴的料理啊。」結完帳，她又說了一遍，非常不安，好像吃很貴的牛肉是比離婚更嚴重的事故。
回住處的時候，我已經學會了怎麼坐地鐵。
因為喝了點酒，更加開心。因為掌握了新的技能而變得很自信，像第一次放學不用家長接就能回家。人踩著落葉回宿舍，覺得能夠這樣度過一輩子。
並不清貧的獨身女學生，真是一種最理想的生活了。
●2016.1.24（星期日）大阪的D小姐
去大阪找前同事D小姐。D 小姐是我過去在雜誌社的同事，她在廣州總部，而我在北京辦公，見面並不多，去年從同事口中得知她臨近三十歲時放棄在國內舒服安穩的日子，來到日本獨自生活。
D 小姐接我吃晚飯，看著夜晚的大阪，問我：「是不是特別像廣州？」比起東京，大阪要顯得隨意很多。東京的地鐵上多是穿正裝沉默的上班族，大阪的地鐵裡則有很多大媽表情誇張地抱怨著自己的媳婦。大阪的街道上很多煙頭，略顯破敗的小商店很有市民氣。據說居住在關西的人出差去東京，無論如何都要坐最後一班新幹線回來，因為覺得東京壓抑得像穿西裝的喪屍組成的世界，一定要回到人的世界才安心。
D小姐請我吃全大阪最好吃的鰻魚飯。東京的鰻魚飯是蒸過之後再烤，入口時感覺有些柴；大阪的鰻魚飯是直接刷醬烤，口感肥膩。我更喜歡大阪的鰻魚飯肥厚的口感。
我問起她在日本的生活。她少女時期就愛看日劇和漫畫，兩年前才下決心學日語，學了一年半，毅然放棄了國內的生活，來到日本。因為她一直喜歡日本土生土長的歷史作家司馬遼太郎，所以來到大阪生活。
D小姐現在幫一家中日貿易公司做些零散工作，其餘時間就自己搭車去各地旅行，避開熱門觀光地，只在最好的季節去能看到最美風景的地方。這就是一期一會，相遇即告別。
她說，在三十歲的時候拋下國內的一切來日本生活是她做過最正確的決定。大多數時候，我都覺得人們的這種說法是種自我保護，因為生活的沉沒成本太高——那些逝去的時間、精力的投入、對別的人生選擇的犧牲都無法挽救，所以只能給自己的人生選擇尋找合理化的解釋。但D小姐說的話我相信，相信她不是自我辯護。
我問起她的感情狀況。她說現在仍然是單身，來日本之後有過一兩次暗戀都無疾而終。她說還是想試試和日本男生戀愛，「但是日本人其實很排外和保守，很難和外國女人談戀愛」。她嘆了一口氣。
三十多歲的D小姐仍然愛看漫畫和日劇，有著一顆少女心。可以用天真去評價她嗎？並不是。天真的人很容易世故，某種程度上，天真和世故並不是矛盾的特質，而往往出現在一個人身上的不同階段。天真的人不懂得珍惜這個特質，而是早早地把它當作成長必然蛻掉的皮，輕率地拋棄在一邊。抑或像小孩子，走一路採了一路的花，採花時也顯得興致勃勃，充滿樂趣，到了路的盡頭卻毫不在意地把那一捧花向上一撒，扔掉，迅速變得世故。而成年後還小心翼翼地呵護著自己天真一面的人，本質則是複雜的——至少是見過複雜，才知道天真有多可貴。
●2016.2.18（星期四）皇居跑步
今天去表參道的ASICS（亞瑟士，日本運動品牌）買了跑鞋和運動服，晚上去住所附近的皇居跑了步。
繞著皇居跑步一圈剛好五公里，沿路有專門為跑者提供飲用水和休息的地方，是東京的跑步聖地，據說是村上春樹愛跑步的地方。
跑步的時候我刻意留意四周，看看是否能偶遇村上春樹，結果發現大部分男的都和村上春樹差不多，矮小結實的身體，簡素規律、神情肅穆，我就像是在和一堆村上春樹的複製人同時跑。跑者白天是坐地鐵的上班族，穿著米色和黑色的商務裝，地鐵門一開再一關，他們的疲憊和麻木又加深了一層。到了晚上，他們換上專業的跑步服，龐大的上百人的群體呼吸在同樣的頻率之下，在窄窄的跑道上連綿不絕，儀式感就像是參加彌撒。
尚‧布希亞非常刻薄地這樣形容跑者：「我們可以攔住一匹發狂的馬，卻攔不住一個正在慢跑的人。唇上泛著白沫，全神貫注於內心的倒數計時，全神貫注於他進入反常狀態的那一刻，此刻千萬不要攔住他問時間，他會把你吃掉。」
這種沈醉是宗教性的。跑步的確具有宗教的一些特徵：人群聚眾，大腦中分泌出一種宗教性的歡愉。因為聚眾，這種歡愉又變得更為強烈。
這兩年跑步也成了中國中產的新宗教。
可是說實話，我很害怕在朋友圈看到人晒長跑之後的照片，直視鏡頭的臉面色潮紅，全身汗濕，裹在緊身衣裡。我朋友圈有一個朋友是超級馬拉松（一種在野外環境裡長達一百公里，甚至三百公里的馬拉松）的跑者，我每次看他的朋友圈都很緊張，晒傷的身體，起泡的雙腳，皮開肉綻的肩膀。
我是青春期受張愛玲影響的文藝女青年，對於文明世界有著畸形的嚮往，貪圖享樂，喜歡吃奶油蛋糕，喜歡包裹在華麗的袍子裡——即使袍子上長滿了虱子，也勝過青筋畢露的身體。
我仔細想了想，我不敢看人長跑後的照片，和張愛玲抱著牛奶瓶面無表情地穿過病人呻吟的病房一樣，是對受苦的一種迴避。看到大汗淋漓的身體，我並不覺得性感，只覺得好慘。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中產愛跑步，因為跑步是一種苦修。而苦修，是對過剩的回應。
食物過剩，糖分過剩，卡路里過剩。而互聯網創業的熱潮中，很多人的很多努力都是為了讓別人更懶一些，人和食物之間的距離被縮短了，食指一動，就等著外賣小哥敲門。
我們的社會充盈而飽和，由一個肥胖者的社會進入了一個厭食症的社會。
中國最先胖起來的一代誕生於飢荒之後，飢餓的記憶告訴他們的大腦要不斷儲存熱量，因此對於食物有著窮凶極惡的熱情。
肥胖者說：「我什麼都缺，所以我什麼都吃。」而新興的城市中產說：「我什麼都不缺，所以我什麼都不吃。」
戒糖，戒油，戒一切因為過於幸福而讓靈魂出竅的食物。在跑步這個近乎受苦的單調運動中，把過剩的能量嘔吐出來，中產再次控制了自己的身體。
受苦對於中產是陌生的身體經驗，對於富人階層更是。跑馬拉松的潘石屹和登珠峰的王石是中產看齊的對象。我相信潘石屹和王石並不是為了作秀，或者為了征服的虛榮，而是真的享受這種對於他們的日常生活來說遙遠而陌生的身體痛苦。痛苦放大了人對身體的覺知，痛苦讓人感覺到自己正在活著。
現代科技的發展與其說「解放了身體」，倒不如說「剝離了身體」。工具代替了身體的功能，中產要借助馬拉松找回自己的身體。所以，你很難想像一個重體力工作者，或是一個快遞小哥在結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後決定在城市公園跑個步。
在缺乏宗教的社會裡，過剩的中產需要跑步這種宗教般的歡愉來緩解自己的焦慮和壓力。中產的壓力是方方面面的，一方面是日常的瑣碎，劉震雲二十年前寫的《一地雞毛》依然沒有被掃走，妻子、孩子、保姆、單位的是是非非確鑿地存在於生活的每一天；另一方面是「均質」的焦慮，是每個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共享的，霧霾和地溝油，詐騙和毒奶粉，房價和養老，股票和醫療……它們既抽象又具體，如烏雲般遙遙而至，壓在每一個中產的頭頂上。
跑步所帶來的愉悅成為緩解這種焦慮最好的方式。關掉糟心的新聞，遠離嘮叨的妻子和討厭的同事，把孩子的吵鬧遺留在身後，關上房門，換上跑鞋，戴上耳機，美妙的協奏曲取代了嘈雜與抱怨，肉身與靈魂瞬間進入真空。
「運動讓人產生愉悅」這一點似乎有科學的解釋。在幾年前一本風靡全世界的暢銷書《運動改造大腦》中，作者寫到人的身體裡有一個內在的止痛分子自機制，效果就像嗎啡。內啡肽減輕身體上的疼痛，同時在心理上產生快感。
在劇烈運動的時候，內啡肽能夠鎮靜大腦並且緩解肌肉疼痛。作者舉了一個例子，一個馬拉松選手在參加波士頓馬拉松比賽時，在起跑線附近被塑料袋絆倒，膝蓋著地摔在人行道上，他爬起來繼續跑，直到接近二十九公里時，腫脹的膝蓋罷工，大腿骨折了。而在此之前他根本沒有注意到，這是緣於內啡肽的麻痹和鎮定作用。
後來，也有科學家指出長跑者的內啡肽是無法進入大腦的。無論如何，當一個人心情低落時，他大腦裡產生「運動會讓我心情好」的自我暗示，當他的雙腳踏實而輕快地落在地面上，不管那種化學物質是否瞬間在他的大腦中綻放，跑者都認為它奏效了。
所有運動都能讓人產生愉悅，比如打籃球、踢足球、跳廣場舞。為什麼中產會選擇長跑呢？
宣稱「跑步是種宗教」的中產沒有資格嘲笑跳廣場舞的大媽。除了裝備不如跑者，背景音樂落後了二十年，其實兩者沒有太大區別：同樣歡愉，同樣缺乏對抗性，同樣切割城市空間，參與者同樣熱情地邀請你加入他們的隊伍，像傳教士一樣伸出雙手。
可鄙視鏈卻依然真實地存在著，最大的原因就在於：廣場舞不夠中產。中產需要自己小群體的階層認同。
當中產剛剛開始在俄國流行時，納博科夫是這樣刻薄他們的：「他們被兩種相抵觸的渴望煎熬著：一方面他想和所有人一樣，用這個用那個，因為成千上萬的人都在這麼做；另一方面他又渴望加入某個特殊團體，某個組織、俱樂部，成為某個賓館的貴賓或者遠洋航班的乘客，然後因得知某集團的總裁或歐洲的某伯爵坐在自己身邊而歡欣雀躍。」
跑步不僅僅時髦，而且像是某種成功人士的標配。中國的企業家和企業高層們為了顯示自己的追求，紛紛把馬拉松的奬牌當作自己的勳章。而中產選擇跑步而非廣場舞來鍛練身體，顯然是因為跑步更像是身分的象徵。
樂觀的人會把跑步的中產看作階級自我意識的覺醒。
中產在財富以外，開始關注健康，並且以此為起點，關注一些大於自身的東西，比如大氣環境、食品安全、醫療健康、公眾權利、財富安全。跑步既是一種焦慮下的反應，也是一種自救。而跑者彼此取暖，更讓人有一個政治群體崛起的集結號已經吹響的想像。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
日本以及西方的上班族開始追求一種戒糖、長跑、歲月靜好、去政治化的生活方式，是因為某種社會規則已經成為共識。而在中國，這種規則與底線並未形成，當奶粉出現問題，中產開始尋找代購；當疫苗出現問題，中產去香港打疫苗；當空氣出現問題，中產戴上口罩繼續長跑。
很多中產並不認為自己有推動社會變革的責任，而僅僅是想通過長跑和秋葵把自己修煉得百毒不侵，水木清明。
然而，我們並沒有辦法指責中產的犬儒和自私。他們僅僅是無力，在無力與無力的每一天交替的縫隙中，大腦借助運動產生內啡肽，那半真半假的愉悅與沈醉，便成了生活中最大的安慰。
●2016.3.8（星期二）在事實和真實之間
基金會為我組織了一次和作家西木正明先生的對談。題目是西木先生定的，叫《何為文學——在事實和真實之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