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

●第1章  走出高調「現代性」，回歸「人性」

柏林的現代，不在於想讓人嘖嘖稱奇、不在於努力要驚艷四方；而在於回歸城市應有的日常生活面，回歸人性。不走紐約、倫敦、巴黎的富豪奢華風，以高房價與高租金來震懾想要親近它的人；也不走北京、上海的高調誇耀風。這不是因為德國經濟欠佳，而是因為過去這裡曾是最高調講「現代性」的地方。

離布蘭登堡門不遠的Willy Brandt紀念館櫥窗，
展示前西德總理Willy Brandt於1970年12月7日在華沙猶太區陣亡將士紀念碑前，
代表德國向波蘭下跪致歉的巨幅照片。(花亦芬攝)

然而，在大都會無奇不有、爭妍鬥豔的背後，這也是一個到處見得到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場返鄉回來，有著大量傷兵四處蹲坐在牆角乞討的城市。街道上來來往往、急著擁抱「前衛」的人潮，常常若無其事地從這些人身邊走過。著名畫家Otto Dix便曾以大都會裡隨處可見的傷兵為題材，創作過許多作品。刻畫他們身心受到劇烈創傷，並批判軍國主義帶給國民巨大的傷害。 ……

這些在君主時代滿懷軍國主義思想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國民，從打敗仗的戰場回來後，卻回到一個新成立的民主共和體制裡，雖然國名還是叫作Das Deutsche Reich（德意志國）。他們原先渴望透過戰功在社會階級上獲得晉升的美夢，不僅完全破滅；他們腦袋裡原先塞滿的軍國威權思想，面對民主共和帶來的種種衝擊，也裝不進新的公民意識加以應對；他們受創的身心讓他們失去正常的工作能力，難以適應快速轉型的社會。在這樣的情形下，如何期待他們擁有健康的心態，在短時間內成為捍衛民主自由的共和國公民呢？ ……

在這樣的情況下，柏林卻在高調追求前衛、解放、現代化的推波助瀾下，從戰爭的創傷裡蹦發出不羈的活力，以極快的速度迎向解禁的時代。正如當時著名的媒體人與評論家圖悠斯基（Kurt Tucholsky）所說，除了柏林以外，德國只是一個被一群市儈的鄉巴佬統治的國度。德國需要藉著柏林綻放出來的光芒驅走鄉下地方的黑暗。然而，知識菁英卻忽略了，這個戰後躍升起來的大都會，內在藏著一個嚴重撕裂的社會：階級對立，左右派激烈叫陣，「新女性」急於擺脫傳統女性枷鎖，「新中產階級」急著脫離勞工階級，但卻被政經地位牢牢穩固的「舊中產階級」無情地排斥、鄙視……。凡此種種，都讓柏林成為德國其他地區的人發洩焦躁之氣的箭靶。柏林所帶動的種種「進步」，也被舊勢力、國族主義保守派、反猶太組織大力攻擊，藉以召喚群眾重返「真正的」德意志精神。

與希特勒傲視群國的「大會堂」設計思維完全相反，今天聯邦德國的總理府雖是全新建築，卻平實到幾乎有些不太起眼。面對總理府，右手邊是瑞士大使館，選擇這個歐洲中立小國作為總理府的鄰居，是很有意思的安排。與總理府面對面的，則是德國國會（Bundestag）辦公大樓。這個建築跨過 Spree河兩岸興建，中間以空橋相連。國會辦公大樓刻意跨越河的兩岸，象徵兩德統一在民主政治之下。在兩棟建築之間的Spree河岸，可以看到一排白色十字架做成的紀念牌，紀念冷戰時期為了從東德逃到西德而在此處被射殺的犧牲者。 ……

是的，作為兩德民主統一後的首都，柏林不再想走上爭奇鬥豔的路。俾斯麥的鐵血軍國主義與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權，都深知如何打造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美學景觀，來展現他們心目中的帝國威儀。經過二戰與冷戰，柏林看見自己的傷痕累累。如今反而選擇作為時時掀開自己歷史傷口的城市，讓這個德國新首都的景觀有著相當獨特的歷史反省基調。它圈起許多舊建築、打造了不少紀念園區，要從圈出來的空間，帶人回溯時間長河裡的過往，好好定睛「國家暴力」可以將個人身心摧殘到何種慘狀。它還要在歷史空間裡填上許多故事——加害的故事、受難的故事、悔罪的故事、以及和解的故事。

2015年5月布蘭登堡門前，以受傷、殘破、垂首的戰馬意象，紀念二戰終戰七十週年。（花亦芬攝）

揭示傷口不只指向過去。揭示傷口也是承認歷史的暗礁的確存在，並清楚表明此刻當下可以承受得住衝突的程度，對於有些過往的晦澀還不知如何詮釋的躊躇；以及願意帶著傷痕的印記走向未來的知恥與覺醒。

●第18章  東德秘密警察檔案是怎樣開放的？

在第二次轉型正義工程裡，東德秘密警察檔案是否應該開放、以及如何開放，是最核心的問題之一。但在整個上路過程中，卻充滿許多爭議與波折。

柏林圍牆倒塌促成了當初蓋起圍牆的政權垮台。然而，一個專制統治東德四十餘年的統治集團當然不是省油的燈，東德共產黨利用兩德尚未民主統一的空窗期，在1989年12月偷偷將「國安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改名為「國安局」（Amt für Nationale Sicherheit），企圖以內部轉型的方式掩人耳目、繼續存活。然而，這個舉動卻被東德民眾根據聯邦德國基本法對人權的保障大加抵制，要求徹底解散國安部，停止一切秘密偵查與竊聽的業務。

1990年1月15 日，位在東柏林的國安部總部被大批民眾占領，並且在公民組成的委員會監管下被迫解散。這個公民委員會的主席是一位年方23歲的大學生David Gill。同年6月，公民團體組成「解散國安部特別委員會」（Sonderausschuss zur Auflösung der Stasi），高克牧師被選為主席，David Gill為秘書長。

高克說，雖然國安部在柏林圍牆倒塌後沒多久就毀掉了一些檔案資料，但他們仍彙整出近兩千名「特工」的名單。事證確立後，他們通常先私下告知這些人就職的主管單位，要求這些「特工」自動辭職或辦理提早退休。如果不從，只好公布姓名。高克說，之所以選擇這麼做的原因不是想羞辱他們；而是不能讓這些人繼續留在原來職位上，繼續做有害人權的事。 然而，可以想像，對東德社會而言，這樣的政治清查動作，終究還是引發了不少恐慌。

西德不想大規模開放東德秘密警察檔案的想法讓一些東德人大為光火。高克在回憶錄裡寫道：「我們才剛立下一個可以在政治史、或甚至在法律史上名留青史的法案，現在我們人民議會委員所代表的民意，竟然就這樣被棄置一旁不顧？」高克也說，因為當時「解散國安部特別委員會」極度堅持自己原來提出的版本，以至於有些人開始擔心，兩德統一恐怕會因此流產。為此，他們開始做出一些讓步。

然而，就當「解散國安部特別委員會」忙著與官方斡旋時，耐不住焦躁的東德人已經衝進柏林的國安部總部，霸占該棟建築物。高克並不支持這種做法，但是他承認，東德人要求開放秘密警察檔案所做出的這類舉動，當時是被高漲的情緒主導（höchst emotional）。

1991年12月，德國國會通過新的「東德秘密警察檔案法」（Stasi-Unterlagen-Gesetz），主要核心部分一直沿用至今。這部新法的前言明確寫著，主管機關應該提供受難者個人相關的檔案資料，並協助受到不公不義對待的人進行司法訴訟，以讓冤屈獲得平反。高克很安慰，新法比當初他們在東德時期制定的舊法還要開放，受害者不僅可以知道線民的化名（例如 IM Karl），而且還可以知道真名。

高克說，秘密警察檔案館存在的意義在於，讓受害者可以調閱過去與他們相關的所有密告資料，如此一來，他們可以清楚了解，個人的命運如何受到國安部的秘密警察網絡影響。然而，高克也說：「想把自己再次放回過去，不想活在被選擇性記憶保護的過往回憶裡，是需要勇氣的。這樣的人會將過去的生命階段重新活過一次，尤其是在心潮澎湃的情況下重新與過去的情境相遇。這有可能讓人再次感受到被鄙視、被利用、被羞辱、被排擠、或者被隔絕，過去的舊傷會重新被掀開。「記憶」並非只是對過去發生的事再知道一些新的資料，記憶同時也是再經歷一次舊的傷痛、重新將過去被沉沉壓抑住的夢魘再搬到陽光下，重新經歷一次。」

●第21章　秘密檔案裡的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Günter Grass, 1927-2015）

在邁向老年的過程裡，越來越有勇氣坦然面對自己的過往。

2006年8月，他出版自己的回憶錄《剝洋蔥》（Beim Häuten der Zwiebel），公開揭露自己在納粹時期，先是參加「希特勒青少年團」（Hitlerjunge），後來又加入納粹武裝黨衛軍（Waffen SS）的過往。針對不少人質疑他：「為何遲到現在才承認？」葛拉斯沒有為自己做辯解，他說：「不應該為了幫那個少年人——也就是我——開罪，就說：『有人引誘我們走上歧途！』不，是我們把自己帶上歧途，是我讓自己走上歧途。」

晚年的葛拉斯透過誠實告白，讓大家知道，自己也曾犯下嚴重錯誤。藉由剝洋蔥的過程會不斷流淚的意象，他將自己在1939～1959年間的生命歷程，一層一層撥開在世人面前。他承認，「回憶」是剝洋蔥，邊剝邊流淚，有時雙眼甚至會刺痛難耐到極點。

葛拉斯坦承，寫這本回憶錄不是要對長年隱瞞的謊言做告解、以求獲得救贖；而是相信藝術永恆的價值，因此願意將自我坦露在真實歷史記憶的書寫面前。

1962年，葛拉斯在西柏林住家（攝影：Roger Melis）

當1961年柏林圍牆在無預警情況下突然蓋了起來，遭到在1959年出版《錫鼓》而享譽世界的小說家葛拉斯猛烈抨擊，自此直至柏林圍牆倒塌將近三十年的歲月裡，葛拉斯一直是東德政權眼中的「敵人」與「反動者」。面對東德秘密警察檔案開放，葛拉斯決定以自己為試驗對象，放手讓新聞記者徐立特自由調閱聯邦秘密警察檔案館裡所有關於他的資料。2009年徐立特出版《監視葛拉斯：秘密警察檔案》一書。總結整個檔案資料彙編與交叉比對其他資料的過程，徐立特寫道：

東德秘密警察檔案反射出一個帶著濾鏡看到的世界。這個世界是透過服從東德共黨政權的秘密警察所抱持的政治觀點，為他們心中的對敵打造出來的鏡像。……這些檔案不是為了公開給社會大眾看而寫的。它們是為了提供情資給一個操弄意識型態戰爭的國家機器而寫。在閱讀時，永遠要記得，必須保持批判性的距離，不要全部當真。

葛拉斯在接受專訪時表示，過度渲染秘密警察檔案的絕對重要性來進行轉型正義，是錯誤的方法。大家都沒有考量到，這些情資是在何種政治壓力下寫出來的。有多少人為了邀功，盲目、瘋狂地去做線民，打別人的小報告。他也提醒大家，千萬不要用貼標籤的方式來進行轉型正義工程，因為「以善之名」匆促發動的轉型正義，可能造成對無辜者誤傷，規模難以估算。沒有事前做好審慎告知民眾相關檔案資訊的工作，反而可能造成無以挽回的社會內在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