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在驅動力：不需外在獎勵和誘因，引燃700萬人生命變革的關鍵力量

◎一趟探索內在驅動力之旅：從心力交瘁到重燃熱情

我好愛下雨的印度，因為霎時間，雨水混雜泥土的純淨氣味，驅散了肆虐德里的有毒煙霧，使其短暫擺脫地球上污染最嚴重之地的臭名。雨滴啪嗒啪嗒落下，掩蓋了車水馬龍的嘈雜；市區多是狹窄街道，全被嘟嘟車、汽車與摩托車擠得水洩不通。

我、詹姆斯和希德坐在屋頂上，樓下就是公寓改裝的臨時辦公室。這裡是南德里的凱拉什僑民區（Kailash Colony），生活舒適宜人。我們三人全脫得只剩下四角褲，看起來活像工廠化農場上待宰的公雞。辦公室裡掛著一只單獨的衣夾，下頭是我們濕透衣物滴成的小水漥。幸好，我們的女同事妮哈聰明地早早離開公寓了，不必目睹這般邋遢景象。

理論上，倫敦才是我的家。但二○一二年，德里成了我暫時的家。我的兒子當時才十四個月大，所以不難想像，我太太對於搬家一事不大高興。我在東德里最窮的貧民區創辦非政府組織「STiR 教育機構」（STiR Education）（譯按：STiR 全名為Schools and Teachers Innovating for Results，學校暨教師創新成果網絡），該地氣溫動輒破攝氏四十度，STiR成立前幾週格外辛苦。我們走訪了一百多所學校，與四百多位教師談話，設法尋找最具潛力的教學理念。我們認為，透過挑選、發表和傳播這些啟迪人心的「微創新」，全世界的教師和孩子都會從中受惠。印度擁有全球最龐大的學校體系，當然最適合當做旅程的起點。

我們向人力三輪車車伕和清耳屎師傅問路，設法避開路面看得到的各種危險，包括大小坑洞，以及不時絆住腳跟的牛糞。

Google 地圖在當地不大可靠。沒想到連地圖的準確度也與當地所得有關，實在不可思議。蚊子倒是不會令人失望，老是咬我們的腳踝和手臂當早餐或下午茶，甚至害希德數週後確診登革熱。

那天晚上，我們原本應該歡欣鼓舞地慶祝一番才對。早上，我們拜訪完最後一所學校，恭喜最後一位理念獲選發表的教師，加入其他二十四位教師的行列。該週《經濟學人》還引述我的發言──有此肯定，夫復何求？

歷經漫長、炎熱又險惡的數個月，我們真他媽的成功了。但那天晚上我有股不祥的預感，因為我們德里辦公室的電話已整整八天響不停了，全都是教師打來的。當時，我們在德里只有三名工作人員，接電話忽然占據每個人大量的工作時間。

一位教師告訴我們：「先聲明，我不是要來吵為什麼自己的理念沒有獲選，我知道整個評選過程很公平……但是，你們喚醒我心中某種感受，這種感受已經很久沒出現了。你們讓我想起自己當老師的初衷。」

教師們不斷打電話到辦公室，但我抱持保留態度。想當然耳，這些教師一定會說這些溫暖的心靈雞湯語錄吧？身為經濟學家，我基於過去的專業訓練，認為金錢、獎勵、地位、激勵等「外在」驅動力才能推動世界的運作。這些正面的念頭確實了不起，但有何確切的證據足以證明教師會真正致力於改變自身行為呢？

那個陰雨的晚上，為了不負經濟學家的頭銜，我決定進行一項實驗。我叫希德和妮哈去租用當時能找到的最大場地：德里郊區一間看似搖搖欲墜但花哨的婚宴大廳。隨後，我們找來過去數個月來與我們密切互動的四百位教師，邀請他們參與我們口中剛起步的教師網絡。

那場會議安排在週日上午，當天氣溫攝氏四十五度，也是印度與英國板球對抗賽最後一天，可謂緊張刺激的賽事最高潮。

我記得團隊成員都在打賭，各自猜測會有多少教師出席。       

最後，將近三百四十位教師出席會議──不是全部準時到場，但仍然前來支持。

最令我大為詫異的是：那天早上參與德里會議的教師並沒有額外補助，多數人反而還克服了重重障礙而來：天氣、交通，還有這一帶保守社區中自家丈夫、父親或兄弟的怒火。這些教師也沒有直接的職涯誘因──我們當然沒有承諾出席有助升遷或爭取加薪。

我想不到任何理由，足以解釋在這個世界上赤貧又艱困之地的所見所聞。

這段時間，我與數百位教師交談後，聽到三個教學觀念上的亮點。接下來九年內，這三點日夜盤據著我的心思：使命感、自主權與專精度。

以下是一些抽象說明：按照我個人的定義，「使命感」是指清楚自己的行動如何幫助與服務他人；「自主權」是指相信自己有能力和行動力改善現況；「專精度」是指踏上自我精進的旅程，不斷朝更好的自己邁進，永無止境。

這炎熱難耐的數週內，我親眼目睹這三項觀念都獲得體現。在與我們互動後，這些教師想起教學的使命感，明白自己能替孩子的生命帶來重大的改變，尤其能影響那些父母未受過教育的孩子（令人難過的是，在德里內遭人遺忘的地區中是常態）。另外，全新教學理念的討論與分享，似乎重新點燃了教師的自主權意識。雖然許多人仍然覺得自己只是行政體制巨輪上的小齒輪，但這段腦力激盪的時光激發了深刻的體悟：教師其實能大幅掌控自己的教學方式。藉由與其他人分享實務，教師自身也受到啟發，進而真正專精於教學工作，致力成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教師。

我們究竟如何意外地讓這麼多教師重燃幹勁與熱情呢？這個問題就成為我畢生研究和探尋的主軸。

◎三把鑰匙，打開實現目標的法門

本書探討的是重燃內在驅動力的方法，進而重新愛上我們的生活與世界。前文提到的三點──使命感、自主權、專精度，就像是三把鑰匙，用來打開實現目標的法門。在後面的章節中，這三點會交織而成核心框架，藉此分析日常生活的關鍵面向，包括個人、身處組織與社會整體。

不妨把人生想像成一趟在印度的漫長公路之旅，收音機播放著寶萊塢的音樂，後座到處都灑著炸印度咖哩餃的金三角碎屑，「使命感」就是你輸入GPS的終點；「自主權」就是你牢牢握著的方向盤（無論後座有多少人喋喋不休想教你如何開車──印度尤其如此）；「專精度」代表成為更優秀與有耐心的駕駛，順利躲過刺鼻氣味、摩托車、腳踏車、嘟嘟車，以及（仍會）不時出現的乳牛──最驚悚的莫過於牠們全速從後方朝你撞過來。

驅動力可以看成是幫車子添加的燃料類型。外在獎勵就像柴油，固然能帶你到達目的地，但旅程鮮少會令人開心──沿途排放的濃煙可能嗆得路人受不了。激勵、地位、獎金和報酬，再極端點甚至直接賄賂，在驅動力思維領域中，這些都是所謂的外在驅動力因素；你的行動基本上取決於他人答應給予的好處。

相較之下，內在驅動力是指踏上旅程這件事本身就令人滿足、收穫滿滿又值得開心。

本書中，我會針對時下社會面臨的驅動力亂象（根本可說是危機）直言不諱。我們難以分辨生活中重要的事物，更無法理解當前世界所處的狀態。接下來章節即將說明，無論是千禧世代、銀髮族或兩者之間的世代，無論住在倫敦、紐約、德里、上海、聖保羅或烏干達的坎帕拉（或任何小型城市、村莊），無論是富人或窮人、女性或男性、黑人或白人、異性戀或同性戀，這個亂象千真萬確地存在。

許多人覺得，個人也好、組織也罷，甚至整個社會，我們都只是在做做樣子。我們內心空虛、厭世，不滿意所屬的組織，可能是自己任職的公司或孩子的學校。我們感到自己與社會嚴重疏離。光是看看我們面對的無數社會問題就好，全都沒有簡單或明顯的解決方案。有時還覺得自己無計可施，只剩絕望。

本書希望讀者放心，真的不必如此絕望。我們可以帶來重大突破：從自身做起當然很好，不過也可以鼓勵自己所屬的大型組織和社會群體來實現目標。

雖然如今有充足證據支持內在驅動力的理論，但實際應用於生活、組織和社會的例子相對較少，即使有也過於簡單、缺乏規模。我所創立的非政府組織「STiR 教育機構」，便成為全球最大的內在驅動力計畫，專注於重燃教師的內在衝勁，我們也確實成功了。我看著 STiR一路成長，從那個早上聚集在德里的數百名教師，拓展到二○二○年共有超過三萬五千所學校二十萬名教師參與。德里那個早上影響深遠，經過了八年，已將近七百萬名兒童受惠於這項計畫。STiR 的工作遍及印度三個邦、烏干達四分之一的學校和印尼東部，連遠在衣索比亞、埃及和巴西等國家也躍躍欲試。

那天上午，我們在德里舉行了有史以來首次交流分享會，會中我們開發出影響教學驅動力的內在因素：使命感、自主權和專精度。如今，每個月都有八千場左右分享會，規模比當初較精緻，每場往往有二十至三十名教師參與。

許多全球名列前茅的基金會都贊助了我們的計畫，比如萬事達卡、宜家和瑞銀，連英國和美國等政府也撥款支持。我認識了美國前總統柯林頓等政界名人，另外像比爾．艾克曼（Bill Ackman）和比爾．德瑞普（Bill Draper）等傳奇投資人也慷慨解囊。而為了表彰我在這個領域的貢獻，英國羅漢普頓大學（Roehampton University）授予我榮譽博士學位，我也獲邀加入教育委員會高階指導小組；該委員會是由英國前首相戈登．布朗創辦，聲譽卓著。

◎工作與內在驅動力：從求取平衡到積極參與

身兼講師與作家的艾菲．柯恩（Alfie Kohn）回顧了一九九○年代美國數十個針對績效導向薪資的研究，結果發現大多數績效與驅動力正相關的說法都被嚴重誇大，牽扯到研究方法的問題就更加複雜。舉例來說，這些研究鮮少關注員工生產力的品質（而不僅僅是量化數字），而且幾乎都只能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追蹤成效。

我們在 STiR 審視了十八個隨機控制實驗，受試者皆是按績效計酬的開發中國家教師

（即教師班上孩子只要學業成績進步就會獲得獎金）。我們發現，結果好壞參半。即使在少數按績效計酬「有效」的案例中，這些方案也非常昂貴（通常超過教師年薪的一○％），而且鮮少有研究追蹤此類薪資方案兩三年以後的成效。

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史維蘭娜．莎巴渥（Shwetlena Sabarwal）將按績效計酬方案比喻為乙醯胺酚。她說，這類消炎止痛藥當然可以減輕部分短期疼痛，但鮮少能成為教學工作驅動力潛在問題的長期解方。

這點佐證了我們對於激勵當做（或可說濫用成）驅動力因素的研究結果。近來，經濟學家尚．提賀勒（Jean Tirole）和羅蘭．貝納布（Roland Bénabou）表示，從長遠來看，外在誘因幾乎必然會減損內在驅動力。心理學家瑪麗安．普讓柏格（Marianne Promberger）和泰瑞莎．馬托（Theresa Marteau）表示，相較於使用外在誘因，內在驅動力會帶來更有益的長期行為；換句話說，內在驅動力更能永久持續。問題在於，我們愈相信外在誘因，它們就愈容易成為心智模型──也就愈容易成為世界運轉的力量。

理查．萊恩研究了績效計酬的證據，從中得出結論：「外在誘因通常會刺激大家盡量走捷徑到終點，但往往會伴隨著重大傷害。」

◎工作與生活平衡，職業倦怠不減反增

英國旅遊保險企業 Saga 的客戶群幾乎全部由長者組成，其在二○一八年進行的一項調查中發現了很有意思的趨勢。絕大多數近六十歲的受訪者都希望繼續工作，而不是選擇退休。Saga 人資主管凱倫．卡迪克（Karen Caddick）的結論是：「對許多年紀較長的員工來說，留在工作崗位對身心都有很大的好處，許多受訪者表示，工作時間愈長，就愈有助於改善他們整體的健康。」

我們現在看到的職場壓力和倦怠，除了反映工作本身時數，也反映了我們工作時缺乏使命感。

瑞典常是世人公認的工作與生活平衡典範，是當前趨勢中值得玩味的例子。不到一％的瑞典人每週工作超過五十小時，而且幾乎所有工作都附帶超過五週的有薪假。１育嬰假和托兒補貼也幾乎是全民共享──就前文的保健因素來說，這真是了不起的成就。然而，瑞典的員工職業倦怠卻不斷攀升，十分驚人。舉例來說，工作壓力相關的慢性病發生率在年輕族群已然翻倍。根據瑞典社會保險局的統計，「臨床倦怠」占所有年齡組長期缺勤案例的五分之一。瑞典人的工時正在下降，但假如工作缺乏使命感，還是會造成壓力和倦怠。

人類愈活愈久。倫敦商學院教授林達．格拉頓（Lynda Gratton）甚至提到，「百年壽命」得成為我們對平均壽命的全新參考基準。這勢必代表我們的工作年齡也會延長，而退休金制度與退休年齡帶來的壓力，也只會更加強化這點。

以我們待在客廳和臥室工作的時間來看，工作不見得是一般認為的那種劃分清楚、與世隔絕狀態。的確，並非所有人都能在工作中追隨自身真正的天命，但至少希望本章部分觀念有助讓工作更有吸引力，長此以往還可能會激發我們找到個人的天命。

◎成功與內在驅動力：從少數菁英到人才輩出

在網球界，許多國家的網球協會已建立了繁複到令人咋舌的「人才管理」體系，其中包括英國草地網球協會，由溫布頓的鉅額收益做為基金。這些體系在俱樂部、郡、區域與國家層級挑選優異網球人才，而且極度受到看重。我兒子伊山今年九歲，許多與他同齡的球員每年參賽的數量，甚至超越費德勒和喬科維奇相加，只為了衝高得來不易的青少年排名積分。

這類想法背後都有基本的預設，我稱為「稀缺心態」，因為一般邏輯是只有少數人能名列前茅。而所謂「選手經理人」，無論是地方俱樂部教練、區域星探或國家菁英經理人等，他們的工作是要運用公平機制篩選出最具「天賦」（即夠格）的選手。

若把相同邏輯一路延用到職業水準，就某些方面來說確實有其道理。有鑑於現今有許多娛樂可供選擇，包括參與現場音樂表演、在 Netflix 追劇等，大多數人僅會關注少數職業網球選手。兩位經濟學家愛德華．拉澤爾（Edward Lazear）和薛文．羅森（Sherwin Rosen）便提出精心架構的「錦標賽理論」來說明這類現象。這個理論的要點如下：費德勒這類頂尖選手得到的矚目，遠遠超越第二名的選手，儘管就客觀來說兩位球員的實際表現差別極小。我首次帶嫂子艾拉去看溫布頓網球賽時，便深深體會到這點了。她不算太熱衷於網球，我只好用手指出排名前十的選手──就實際球技來說，她根本無法分辨這些球員的差別。

整個制度的問題是：更助長了普遍存在的「贏家全拿」現象，而且影響遠遠超出了網球比賽的範疇。費德勒可以獲得三億美元的合約，但網球經濟學家（你沒聽錯，真的有這個類型的經濟學家）發現，球員若沒進入世界前一百五十名男子單打排行榜，維持生計的機會就有限。女子網球選手如今也面臨類似的經濟現實。

不論性別為何，都得正視殘酷無情的數字：舉例來說，光是支付差旅與教練費用，每週就可能超過一千美元。現今大約有一千八百名男性職業網球選手，以及數萬名稱不上職業選手的球員。費德勒可以賺進數億美元，但排名第一百七十位的選手，擊球能力幾乎毫不遜色，卻很難在職業巡迴賽中生存。

網球這項風靡全球的個人運動，特別容易出現「贏家全拿」的現象。正如現今許多領域一樣，網球賽事大部分的獎勵都集中於少數人手上。然而，特定運動決定本身的結構與獎勵的方式，旁人肯定無權置喙，對吧？

嗯，不盡然如此。

問題是，運動已成為我們人生的心智模型──也就是我們觀看世界的方式。我們愈來愈把世界看成大型錦標賽。「贏家全拿」的心態與伴隨而來的焦慮，已深入滲透到我們的人生觀。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參訪賓州一所學校時，對孩子們說：「各個國家正在與我們進行史上最激烈的競爭，中國北京、印度班加羅爾等世界各地的學生都比以往更加拚命、表現也比以往更加優秀，你們的學業成就不只是決定了個人成就，也會決定美國在二十一世紀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