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你一樣絕望，我是你的心理醫師

一    脆弱

要了解一個人為什麼會陷入憂鬱，最簡單的方法是從「脆弱性」和「壓力」的概念去思考。脆弱程度決定了個人陷入憂慮的風險高低，那會受到家族史、遺傳基因、早年生活經驗的影響。相對的，壓力則來自我們體驗的多種生活事件。所以令我們感到脆弱的因素越多時，只要遇到壓力事件，就很容易陷入憂鬱。陷入憂鬱的壓力門檻因人而異，當人生遇到的磨難夠多、壓力累積突破那個門檻時，人就會開始出狀況。有些人的挫折復原力很強，有些人遇到類似的壓力時可能一蹶不振。此外，年歲增長及久病纏身時（例如罹患關節炎或心臟病），脆弱性也會增加。

憂鬱和「不快樂」是不同的

我在索爾福德市中心一間採光不太明亮的診所裡，有時我會在這裡看診。微弱的午後陽光難以穿越窗外加裝的安全柵欄，外頭飄進來的空氣裡，帶著老菸槍在吸菸區製造的濃濃菸味。理查年紀很輕，面有菜色，他正試圖告訴我自己家人的憂鬱病史，但是要講出口並不容易，他連專注在這件事情上都很難，思考漸漸慢下來－－罹患重鬱症可能會有這種現象。

「我媽……呃……她以前常常變得很怪，很陌生。」他開始說。

「你是指什麼？」

理查低頭看著雙手，接著又說：「像中邪似的，她有時不跟我們說話，有時會說她聽見……某些聲音……我小時候，她進過普雷斯維奇兩三次。」

普雷斯維奇曾是收留精神病患的地方。

「還有誰呢？」

「我爸有……酗酒問題，他曾對我和我弟發酒瘋……」

「他傷害過你嗎？」

理查的嘴巴動了一下，但沒發出聲音。斗大的淚珠滾落他的臉頰，他試著再度開口，但激動得說不出話來。接著，他突然迸出幾句話，彷彿那些話是被他硬逼出體外的。

「他會打我媽……我上前阻止過一次，結果被打到手臂骨折。」

沒錯，那很痛，不只是身體的傷痛。我開始明白理查為什麼從青春期開始就陷入憂鬱，為什麼如今二十五、六歲了，他的心情依然如此低落。他設法從艱困的人生中振作起來，找到一個不錯的工作當上班族，卻發現糖尿病的併發症使他失去了費盡千辛萬苦才得到的一切。他從小就罹患糖尿病，母親也有糖尿病，現在理查開始出現視力問題，再加上早年經歷的種種磨難，使他特別容易陷入憂鬱。雖然我們能夠明白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以及罹患糖尿病之類的嚴重疾病可能有什麼感受，但多數人不會陷得那麼深，通常會想辦法因應，設法撐下去，但理查還沒撐住就陷進去了。

醫生有時會誤以為，某人經歷了那麼多苦難，心情低落是可以理解的，他們覺得：「要是換成你，你也會感到消沉吧？換成是我，我也會這樣！」

但他們沒察覺的是，有時事情不是那麼單純：一個人可能真的陷入憂鬱低谷。憂鬱和不快樂是不同的，那是更深沉、更凶猛的絕望感，會改變你看世界的方式，干擾你繼續過日子的能力。

我的過往經歷是導致我特別脆弱的原因。我外公是蘇格蘭西部的煤礦工，我母親十七歲時，外公就因肺結核過世了。外婆早在我母親十二歲時，就突然死於腦出血。那時他們母女倆一起上街，我外婆突然倒地不起。我無法想像那件事對我母親的影響，她幾乎不太提起那件事。我只知道她的童年過得很淒苦，那個地方就像索爾福德一樣，至今仍是英國最貧困的鄉鎮。這是我個人背景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可以說明為什麼我今天是這樣，以及為什麼母親和我對於人生有如此迥異的預期。雖然表面上母親和我幾乎沒什麼共通點，但我知道蘇格蘭西部的貧困匱乏深深烙印在我的基因裡、在母親的個性和信念對我童年的影響裡。

一九五○年代初期，我母親移居英格蘭找工作，在斯凱格內斯的海邊認識了我父親。當時我父親正在做二十世紀初興建的超大型木造雲霄飛車「八字圓」。

如今我腦中對父親仍保有的鮮明記憶，是他爬上八字圓的陡峭軌道，修理那個把雲霄飛車拉到頂端的鏈條。雲霄飛車衝到頂端時，重力會把它們拉下來，但鏈條一壞，一切就停擺了，也就無法收費營運，而且鏈條故障的頻率還挺高的。我父親從來不怕走上架在海灘上方的陡峭軌道去檢查問題。但我記得我只跟他搭過一次「八字圓」，我們坐在木造的紅色小車廂裡，只能緊握著一根細長的金屬棒，車子一路口匡啷作響，我心跳得飛快，汗涔涔的雙腳緊貼著嘎吱嘎吱的人造皮椅。每次車子逼近彎道時，我都覺得我們一定會被甩向天際。

「別慌！不要哭，我們快到了！」他試圖安撫我。

「我做不到，好可怕，我只希望它停下來。」

「現在不能停，好好體驗吧！」

我們從雲霄飛車下來時，我已淚流滿面。父親馬上跳出小車廂，彷彿想假裝不認識我似的－－這個淚眼汪汪的小女孩不是他的女兒。雖然那時我年紀還小，但我已經了解父親的一些基本特質：我們在很多方面很相似，但我們也極其不同。他面臨外在險境時，總是很堅強勇敢，而我總是充滿焦慮恐懼。

我對父親的最早記憶，是他走進我的小臥室裡哄我睡覺。他撫摸著我的頭，輕聲說道：「放輕鬆，乖乖睡……」

他那雙粗糙的大手撫摸著我細細的鬢髮時，可怕的妖怪也隱沒到窗外那片深綠色的暗夜中了。那雙手的指甲很短，緊貼著指緣，散發著遊樂園的機油味和他每天抹在頭上的髮蠟味。我母親總是在房間外頭的某處，我從小就可以感覺到她很不快樂，有時是嚴重鬱鬱寡歡，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如今我不禁納悶，長期的經濟拮据，再加上我父親缺乏事業成就，我弟艾倫又罹患精神疾病，她只能默默地壓抑著失望之情，那究竟讓家中累積了多少惶惶不安。

「怎麼了？」每天早上我看到艾倫上學前反覆穿脫T恤多次，我總是會這樣問他。每天一早我必須負責叫兩個弟弟起床，因為爸媽七點半就去上班了。最小的弟弟伊恩比我小十一歲，他很正常，起床後開心地吃著麥片。艾倫小我七歲，感覺他深受某種東西的折磨，但沒人知道是什麼東西。「走開，別煩我。」他大吼。

「告訴我好不好？」我懇求，努力想要了解。

他常邊哭邊咕噥或咒罵：「太皺了。」

我試著催他：「我們快遲到了。」

「我才不管！別煩我！」

他換衣服時，常氣急敗壞地把衣服撕得稀巴爛。到了晚上，他可能在漆黑的房裡，枯站在床邊，一站就是好幾個小時，只因為他在執行複雜的睡前儀式時，出了他自己也難以解釋的狀況。

我父親對此一籌莫展，他只能說：「艾倫，拜託你上床睡覺好嗎？」

「我不行。」

「阿瑞……快午夜了。」我母親站在臥室的門口苦勸：「別管他了，就讓他站著吧，熄燈了。」

我會看到艾倫站在床邊的身影，整個人僵在那裡，無法動彈。接著，房門突然砰一聲關上，我們只能聽到啜泣聲。最後，我父親也撤退了，萬般無奈地走回他自己的房間，忿然失落。多年後我弟才診斷出罹患強迫症。

「媽前陣子說，她有時會想要離開，逃回蘇格蘭。她覺得一切糟透了。」多年後我和艾倫在電話上長談時，他這樣告訴我。

但她沒有離開，留下來了。

我確實想過，萬一我遇到和我母親同樣的處境，我會不會放棄逃離，選擇留下來。

我父親不敢在公共場合跟別人說話，這個問題對他的影響越來越嚴重，例如，我母親必須說服店家讓她把鞋子和衣服帶回家給我父親試穿。日後我才知道那是一種社交恐懼症，這種焦慮甚至嚴重到無法去圖書館借書。雖然喝點酒有助於緩和不安，但他很少喝酒，比較喜歡一天抽四十根菸。

我母親總是比較有自信，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年輕時，她很喜歡唱歌跳舞，有時她會半開玩笑地說：「我怎麼會嫁給一個不會跳舞的人呢？」但後來她也變得越來越焦慮，深受頭痛、胃食道逆流、胃痛等令人惶恐不安的身體症狀所苦。後來她開始服用醫生開給她的煩寧、安定文錠之類的鎮靜劑。

於是，焦慮不安感逐漸變成我們家的常態，老爸動不動就跟我們起爭執，某次他和我母親吵得特別凶，之後憤而躺床數天，幾乎不吃東西。

「琳達，端杯茶過來就好，別管我。」他對我說完後，就把頭撇過去，面向昏暗房間的角落。

「你不打算起床了嗎？」

「起床幹嘛？有什麼事情值得我起床嗎？」

爸媽帶著艾倫去做家庭治療，我父親很討厭那位精神科醫師看他的方式，但他沒有解釋原因。「我是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想幹什麼。」他說：「他只會讓我感到內疚而已。」

醫生也要求我參加治療，但我不願去。我告訴自己，那跟我毫無關係，學校的課業已經夠忙了，我分身乏術。

那個年代，大家不太了解精神疾病背後的生理因素，比較可能把它歸咎於教養問題，而不是大腦先天的瑕疵。如今我知道真正的原因很可能是先天和後天的複雜組合，而不是純粹先天或後天造成的。我猜想，我弟可能從我父母遺傳了容易焦慮的問題。他出生時難產，過程中有幾個關鍵時刻偵測不到心跳，那可能導致大腦出現輕微的缺氧性受損。後來，他的健康問題導致我父母關係緊張，那又加重了他的焦慮，形成一種惡性循環－－行為詭異，激怒父母，遭到責難，使他更難以正常更衣與就寢。

我弟不是家中唯一有精神問題跡象的孩子。

我十幾歲出頭時，也開始出現身心焦慮的症狀，那些症狀後來對我來說有如家常便飯：畏懼可怕的事情即將發生，嚴重頭痛，一有壓力就胃部翻攪，掌心冒汗。

現在我知道，在那種環境下成長，使我日後身為精神科醫師時，更能夠設身處地為病患著想。當時，我每天隨時隨地都需要拉長情感天線，偵測家中每個人當下的心情。但那也導致我對他人的言行過度敏感，以至於我後來學到，我不能總是輕信自己對人際關係的直覺。那也導致我二十出頭時變得非常憂鬱。除了遺傳到神經質的基因以外，我也一直覺得家庭從未提供我一個安穩的基礎，讓我成長並學習自信地探索世界。我母親不受焦慮的影響，她先天就有一套自信面對生活的方式。我覺得我遺傳到較多父親的內斂拘謹性格，早年我跟他比較親近。但青少年時期，我變得越來越焦慮恐懼。那個改變導致我日後面對人生的種種磨難時，變得更加脆弱，抗壓性特別低。

為了「現在」，不見得要回顧過往

所以我聆聽理查訴說時，我可以了解他為什麼很容易陷入憂鬱。他的童年過得比我還要窘迫，對他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更大的傷害。但我們都以自己的方式，把未來遇到特定狀況時可能萌發心理問題的種子埋藏在心底。

我安慰理查：「我知道你一路走來很辛苦，你可能覺得人生永遠不可能好轉了……」

他抬起頭來，但不發一語。我可以察覺到他的懷疑，還有日益強烈的絕望感。

「但我想看看能不能幫你好起來，我確定一定有辦法的，我們一起試試好嗎？」治療若要有效，我們就必須攜手合作，一起面對問題。理查沉默了幾秒，但感覺似乎更長。接著，他正眼看著我，微微地點頭。

「好，我願意。」他最後說。

「太好了。」我回應：「我想，我們需要思考你想先解決哪些問題。你跟我說了很多往事以及成長的經歷，但你因應目前生活的方式，也是我們可以著手改變的目標。」

「我必須談往事嗎？」

「不必，我們可以從現在開始著手，幫你重新振作起來，把生活過得更好。」

理查開始和一位心理治療師合作，為重新振作設定了簡單的目標。這就是所謂的「行為活化」，這種療法所根據的理論是：人一旦感到憂鬱，就會停止做各種事情，舉凡令人愉悅的事情、起床穿衣之類的日常活動，還有打開帳單及繳款之類的重要事務等等，全部都會停擺。為了恢復正常，我們需要逐漸動起來，因為生活的活動力及參與度和心情的好壞息息相關。你不能等心情變好，再繼續過日子，而是需要先動起來，才能拉抬心情。有不少證據顯示這樣做真的有效。

理查積極採取了這種方式，漸漸的，他的心情也開始好轉了。

「我又開始經常檢查血糖了。」最近他來看診時這麼說。他正眼看著我，臉上露出若有似無的微笑，「我覺得好多了……但是……」

「但是什麼？」

「我依然會不自覺地陷入恐懼，我的意思是說，我擔心哪天變得跟我媽一樣，畢竟我遺傳了她的基因，不是嗎？發瘋……那是遺傳性的。」

我懂他在說什麼，因為我知道那種恐懼是什麼感覺，但我也坦白告訴他：「即使遺傳了那個基因，那也不是無法克服的事情。很多人跟你一樣，很容易陷入憂鬱，但有一些方法可以幫我們事先預防，並在發作時提早治療，你不會因此就發瘋的。」

「真的嗎？」他的語氣中充滿了意外。

「真的。」

他沉默了很久，接著說：「我現在不想談往事，我只想忘掉。」

那是他的肺腑之言。我想，對他來說，那樣做可能也是對的，至少目前看來是如此。

憂鬱時，容易反覆思索著往事；正常時，比較容易把那些思緒拋諸腦後。為了讓現在感覺更好，不見得需要回顧過往。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知道，容易憂鬱並不表示我們很軟弱或不如人。隨時記住這點可能很難，但那是讓我們好好活下去的關鍵。

二    恐懼

壓力一大，我就感到越來越害怕及焦慮。當我覺得自己快要失去人生的掌控力時，絕望很快就冷不防地襲來。掌控感對我來說很重要，但我也知道，這種對掌控感的需求，可能會阻礙一個人在需要幫助時對外求助，因為接受幫助就好像放棄掌控自己的人生，或是屈服及失去個人自由，那種感覺確實很可怕。

恐懼，與無以名狀的焦慮

潔絲看起來很削瘦，弱不禁風，但她似乎不知道大家在擔心什麼。「我沒問題，我很好，我不想待在這裡，只想回家。」她告訴我：「我媽會擔心我去哪裡了。」

「我想，病房的護士會讓她知道妳來這裡了。妳媽很擔心妳，她希望妳來這裡。」

「妳搞錯了，我確實告訴教授，我會待下來，但我現在改變心意了。我需要去照顧我媽，妳不明白嗎？」

她以乾瘦的手指抹去淚水，她的手開始發青，但當時不是特別冷。她的鼻子轉為淡紫色，整個人看起來形銷骨立，但意志依然堅定明確。

我在愛丁堡大學就讀精神醫學系時，潔絲是我看過的病患之一。當年她十七歲，狀況很不好。

我不是從小就想當醫生，那是十五歲時突然冒出來的念頭。原本我一直想當生物老師，但十五歲那年，我突然發現自己不想當老師了。我的科學成績很好，是家族裡第一個上大學的人。我不感到焦慮時，一心想善用我在科學方面的天賦。但問題是，我確實很焦慮，而且經常如此，焦慮成了我的常態。

有些人認為焦慮和恐懼是兩個可以交互替換的概念，兩者的區別不見得很明顯。我覺得把恐懼想成具體刺激所引發的負面情緒比較簡單，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指出是什麼造成內心的感受和情緒。相反的，個人安全受到某種威脅時，我們會感到焦慮，但我們不見得能明確指出威脅是什麼，就只是覺得身體不舒服而已，並開始毫無緣由地擔心日常事物。我們畏懼的，可能是生活中尚未承認的事物或無以名狀的煩憂。

我在愛丁堡接受醫學訓練的那五年，大多時候我都沒想到日後的職業生涯要鎖定我自己的精神問題。那時友人小珍想當精神科醫師，我想當內科醫師。

小珍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但我始終不覺得她也把我當成摯友看待。她的個頭嬌小，是個活力十足的南方人，留著一頭深金色的亂髮，喜歡開懷大笑。大一那年，我們穿著棕色的工作服，上面沾滿了用來保存解剖屍體的福馬林，一起研究同一部「大體」。部分肢解的軀幹和四肢散發著油膩的氣味，仔細解剖的神經和血管彷彿鬆動的網格，那氣味滲入了我們的衣服和毛髮，夜裡跟著我們回家。我們都活在被解剖老師叫起來抽問的集體恐懼中，解剖老師是個年長的女士，灰髮梳成圓髻，手部裝著一個鉤子，上頭接著一根指示桿，用來指出肌肉和神經。她突然抽問離我們兩桌遠的一個女孩。

「老師怎麼了？」我問道，一邊目不轉睛地看她靈活地用那個鉤子處理著屍體。

「她的手斷了。」小珍輕聲對我說：「急診室的醫生沒能搞定，切斷了血液供給，最後不得不截肢。」小珍轉過來直視著我說：「而且她喜歡把女學生弄哭。」

「因為……」我知道她想說什麼。

「那個急診室醫師是女的。」

那五年的醫學訓練，基本上是在學習如何自信地講出你知之甚少的事情，偏偏我又特別缺乏自信。我在愛丁堡求學時，感到非常彆扭，格格不入。我和多數同學的家庭背景不一樣，連小珍也跟我不同。我媽是工廠女工，在工廠裡組裝晶體管收音機，我爸在遊樂園工作。

「妳不太快樂。」某晚友人史蒂芬這麼說。他是愛爾蘭人，非常開朗。一週前的夜晚，我們才一起出去喝酒。幸好，當晚我一直很清醒，他喝下半瓶威士忌後便陷入昏迷，我緊急把他翻成側躺的復原臥式（注：身體向左傾斜，右腿向前放，頭靠在左臂上，頭向後傾斜，以使呼吸順暢）。

「我應該感謝妳救我一命。」史蒂芬喃喃地說，試圖改變話題。

「你說『我不太快樂』是什麼意思？」我反問，又把話題拉回來。

「『分離焦慮』，我是這樣看的。」那時我們才開始上「行為科學」課，他提出這個可能性時，看起來有點緊張，不敢正眼看我。

「為什麼我會有分離焦慮？」我問道。

我其實不知道分離焦慮是什麼，但聽起來好像被說中了。我有點想家，但又不知道我確切在想什麼，畢竟家裡又沒有什麼東西讓我急著想衝回去。在叛逆的青春期，我和老爸漸行漸遠，彼此怨懟，我自己也不太知道原因。我刻意申請愛丁堡的大學，以便離家越遠越好，這樣一來，學期中就不必回家了。

「分離焦慮。」史蒂芬又重複說了一次：「我覺得應該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