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別急著挑戰人性：20個經典心理實驗，帶你認識自己，人生不踩雷

家庭，是我們最大的壓力緩衝器：棉花糖實驗

有一次，我帶著孩子出去聚會，和孩子的幾個幼兒園同學及家長共進午餐。用餐過程中，一位小男孩跟媽媽的相處模式引起了我的注意。小男孩今年五歲，看起來脾氣特別大，性子特別急，不管是玩遊戲，吃飯，還是參加活動，只要稍有耽擱，他便會發脾氣。他的媽媽也很有意思，他越是想做什麼，她越是不答應。

午飯時，上了一道點心，小男孩急著想吃，可媽媽不同意，要求他先把碗裡的飯吃完了再說。他吃完飯想出去玩，媽媽又不同意，讓他等大家都吃完後，再和大家一起去玩。這時小男孩情緒失控了，氣得直拍桌子，整個餐廳的人都看向我們。這位媽媽卻不慌不忙，溫柔且堅定地對他說：「你能等一等嗎？這麼小的事情都等不了，以後能做成什麼事呢？」

聽了她的話，我便接了一句：「孩子想做什麼，就讓他去做吧，事先跟他商量好規則就行。」這位媽媽一下來勁了，試圖說服我：「那怎麼行呢？心理學裡不是有個概念叫『延宕滿足』嗎？那些菁英人士從小就知道延宕滿足，自制力特別好，所以才那麼優秀。」我聽完之後，愣了好長一段時間，不知道該跟她說什麼好。

實際上，這位媽媽的腦子裡裝了一個極其錯誤的觀念，那就是把延宕滿足簡單地等同於自制力，認為孩子只要能夠延宕滿足，就算是有自制力。

◆延宕滿足的由來

提到「延宕滿足」這個概念，就必須要提到美國著名社會與人格心理學家沃爾特．米歇爾（Walter Mischel）。根據美國期刊《一般心理學評論》於二○○二年刊登的一項調查顯示，米歇爾憑藉在社會與人格心理學領域做出的貢獻，位列「二十世紀最傑出的一百名心理學家」第二十五位。而米歇爾最為世人所熟知的，正是他設計的棉花糖實驗和他提出的延宕滿足理論。

早在進行棉花糖實驗之前，米歇爾在研究種族刻板印象時，就已經有所發現。一九五○年代，米歇爾在俄亥俄州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開始在科羅拉多大學任教。當時，米歇爾主要從事社會心理學研究，聚焦於研究刻板印象領域的課題。為了推進研究，米歇爾所屬的團隊還特地前往中美洲加勒比海南部的國家「千里達及托巴哥共和國」。由於歷史原因，除了本土的原住民外，當地還聚集了許多非裔黑人。原住民認為非裔目光短淺，過於放縱，不知節省；非裔則認為原住民只知節省，不知享樂，生活缺乏激情。兩個族群的人彼此看不順眼，關鍵或許就在於他們對生活滿足的態度不同。

為了檢驗這項假設，米歇爾從這兩個族群中分別選擇了一些年齡較小的孩子來進行實驗──之所以拿孩子為實驗對象，是因為孩子受社會文化影響的程度比較小。米歇爾讓這些孩子在兩顆糖果之間做選擇。其中一顆糖果較大，另一顆糖果較小，且大糖果的價格是小糖果的十倍。糖果當然不是白拿的，參加實驗的孩子必須遵守米歇爾定下的實驗規則：如果選擇較大的糖果，就必須等一週後，才能得到下一顆糖果；如果選擇較小的糖果，第二天就能得到下一顆糖果。

米歇爾本來只是想透過這項實驗，觀察非裔和原住民對生活滿足的態度，希望藉此找到能證明種族刻板印象存在的證據。不過，在實驗過程中，他意外發現了一個非常引人深思的現象：參與實驗的孩子中，相較於沒有父親或父親長期缺席的孩子，家裡有父親的孩子更有可能選擇等待一週時間，來獲取較大的糖果，但當時的社會心理學理論完全解釋不了這個現象。

後來，米歇爾又分別對這兩個族群的孩子單獨做了實驗，發現兩個族群都存在這種現象：與父親生活在一起的孩子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選擇了延遲的獎勵，而沒有父親的孩子裡，竟沒有一個人願意等那麼久。並且，這個現象跟族群差異並沒有明顯的關係。

米歇爾原本想深入研究一下這個現象，但在當時的美國，民權運動和女權運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而米歇爾的實驗結論非常敏感，甚至有些「政治不正確」，很有可能成為當時女權主義者的攻擊對象，並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這將嚴重影響他的學術生涯。於是，為了規避政治風險，米歇爾在之後的研究中絕口不提單親或雙親家庭的問題，只關注孩子的行為本身，這就引出了著名的棉花糖實驗。

◆史丹佛棉花糖實驗

一九七二年，米歇爾在美國史丹佛大學校園裡的一所幼兒園開始了史丹佛棉花糖實驗。他找來一些四歲的孩子，每次讓一個孩子單獨待在一間小房間裡。房間裡的桌子上放著一只托盤，裡面有一顆又漂亮又誘人的棉花糖──那個年代的孩子很難抵禦這樣的誘惑。研究人員告訴孩子，自己要離開一會兒，如果他想在這段期間吃掉桌子上的那顆棉花糖，那他就得搖一下放在桌子上的鈴鐺。但如果他能忍住、暫時不吃這顆棉花糖，堅持等待十五分鐘，等研究人員回來後再吃，那麼研究人員就會再給他一顆棉花糖做為獎勵。

這項實驗看起來是不是跟前面提到的種族刻板印象實驗很像？你大概已經猜到實驗結果了：有些孩子的確無法抵禦誘惑，研究人員一離開，他們就直接把棉花糖吃了；有些孩子能等待一會兒，但也只等了三分鐘左右就放棄了；有些孩子用各種計策轉移自己的注意力，比如矇住自己的眼睛，假裝看不見棉花糖，或是開始唱歌，甚至乾脆趴在桌子上，準備睡一覺來抵禦誘惑；有些孩子則乾脆連實驗規則都不顧了，沒搖鈴就吃掉了棉花糖。另外還有一些孩子比較能忍耐，他們成功等待了十五分鐘，延遲了自己對棉花糖的欲望，等來了研究人員，最終兌現了屬於自己的獎勵。

在將近三十年時間裡，米歇爾的團隊陸續追蹤調查了當年參加實驗的孩子們，發現當年在實驗中較能抵禦誘惑的孩子，在進入青少年時期後，自制力、意志力與心理調節能力較強，並且更值得他人信賴。他們的SAT（學術水準測驗考試，是美國各大學申請入學的參考條件之一）成績也普遍較同齡人更高，成年後的職業發展也較成功。

一項簡單的棉花糖實驗居然預測了一個孩子未來的人生，這簡直就是一顆上帝送來的甜蜜棉花糖啊！結論一發表，便引發大量關注，米歇爾成了延宕滿足和自我控制理論的代言人和開山鼻祖。後來，米歇爾還獲得美國心理協會頒發的傑出科學貢獻獎。

◆從質疑到推翻

在米歇爾關於延宕滿足和自我控制的研究為世人熟知後，他立即受到世界各國那些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家長頂禮膜拜。各類青少年的教育培訓產品開始打著「延宕滿足」和「增強意志力」的旗號大行其道，甚至還出現了所謂的「延宕滿足教育」。

棉花糖實驗的確反映了延宕滿足的能力。透過觀察孩子們的行為，米歇爾認為這種能力源於「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能力，即主動意識到自己在思考什麼問題，並有意識控制自己認知和思考過程的能力。那些能長時間等待的孩子往往會想出一些轉移注意力的方法，比如唱歌、睡覺、看別的地方等。這些孩子知道近在眼前的棉花糖對自己有強大的誘惑力，因此有意識地想出抵禦這種誘惑的辦法。

然而一顆棉花糖真的能預測孩子的未來嗎？米歇爾的挑戰者很快就出現了。二○一三年，美國羅徹斯特大學的艾思靈（Richard N. Aslin）博士所領導的團隊重新做了一遍棉花糖實驗。實驗一開始，研究人員跟參加實驗的孩子交代完規則後，就離開了房間。不同的是，研究人員準備對參加者中的半數不遵守先前的承諾：有一半的孩子雖然等待了十五分鐘，卻沒有拿到他們一直期待的第二顆棉花糖。經驗過欺騙的孩子在後續實驗中，不再願意靠等待來換取更大的獎勵，他們認為研究人員是不可信的，甚至覺得桌子上的棉花糖隨時都有可能被研究人員拿走，於是轉變態度，開始享受當下了。那些經驗過欺騙的孩子願意等待的時間大幅降低，不到那些未經驗欺騙的孩子願意等待時間的四分之一。研究人員的欺騙行為讓那些米歇爾眼中「願意等待的優秀孩子」馬上變成了不優秀的孩子。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紐約大學的泰勒．瓦特（Tyler Watts）、加州大學的葛瑞格．鄧肯（Greg Duncan）和權浩南（音譯）幾位教授，在心理學領域的頂級期刊《心理學》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宣稱推翻了著名的史丹佛棉花糖實驗。

這三位作者是這樣評價棉花糖實驗的：孩子能否獲得成功，並不取決於孩子是否有延宕滿足的能力，而取決於孩子出身的家庭。這三位研究者發現了當年米歇爾進行棉花糖實驗時所犯的致命錯誤──參加實驗的孩子只有不到九十名，而且這些孩子居然統統來自史丹佛大學校園裡的幼兒園，也就是說，這些孩子有著極為相似的家庭背景，他們的父母基本上都是史丹佛大學的教職員，是社會菁英、高級知識分子，我們單憑直覺就能知道，這些孩子的前途想必不會差到哪裡去。

三位研究者在新的實驗中，將參加者數量增加了約十倍，到九百名。研究者還充分考慮了孩子父母的背景，比如種族、社會地位、經濟背景、信奉的宗教等等，盡量做到多元化。參加者的父母中既有一般勞工，也有商界菁英；既有高學歷者，也有低學歷者。實驗過程都和米歇爾所進行的過程一模一樣，那麼，實驗結果會怎樣呢？

實驗結果顯示，能不能抵禦棉花糖的誘惑，與孩子未來發展得好不好沒有半點關係。此外，實驗還得出一個令人心酸的結論──有錢人家的孩子普遍比窮人家的孩子更能抵禦棉花糖的誘惑，更願意等待，更傾向於信任他人，也表現出更多的合作傾向。相較而言，那些家庭條件比較差的孩子，尤其是非裔孩子、拉丁裔孩子等，更沒有耐心多等一會兒，更在乎眼前的第一顆棉花糖。

三位研究者一致認為，家庭條件才是影響孩子未來發展的關鍵因素。這裡的家庭條件不僅指經濟條件，也指父母是否能為孩子提供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穩定感。對窮人家的孩子來說，今天有棉花糖吃，明天可能就沒有，因此對他們來說，等待的風險要遠遠大於收益。

窮人家的父母往往因為自身能力和家庭條件的限制，無法給孩子做出過多的承諾；即使答應了，也可能會變成空頭支票，所以窮人家的孩子不願意等待。但那些富有家庭的孩子則不同，他們的父母受教育程度高，收入也多，有更多的資源可以用來滿足孩子的要求；並且他們多半對孩子講誠信，也更秉持公平、平等的價值觀，對富有家庭的孩子來說，等待的收益要大於風險。因此，這些孩子延宕滿足的能力更強。過往的經驗告訴這些孩子，他們的父母能保證他們衣食無憂，這讓他們對未來有更穩定的預期，對外部環境也更有控制感。

新棉花糖實驗告訴我們，孩子延宕滿足的能力並不取決於他自己，而是取決於家庭背景。家庭能否為孩子提供物質和精神層面的穩定感，才是孩子長大後走向成功的關鍵因素。

那些曾經能做到延宕滿足的孩子，之所以在長大後獲得成功，不是因為他們自制力有多好，而是因為其家庭與所處環境讓他們心理上獲得了持續的穩定感。對未來的穩定預期讓他們覺得生活有希望、有盼頭。正是這種穩定感為孩子未來的發展提供了前提條件。

◆家庭，是孩子最大的壓力緩衝器

導致孩子心理匱乏狀態的因素中，物質只占很小一部分，情感匱乏才是主要因素。情感匱乏與家庭貧窮或富裕並沒有直接關係，而是與父母對孩子的養育方式、情感模式和相處模式密切相關。

家庭是孩子的避風港。這裡所說的「避風港」指的是家庭系統，它對於應對和化解外在壓力來說至關重要。家庭系統就像一隻看不見的手，既保護著孩子，同時也影響和塑造孩子。如果家庭系統出了問題，孩子將受到直接影響。

一九五一年，美國家庭治療大師維琴尼亞．薩提爾女士在社區服務時，一位被診斷為思覺失調症的女孩被送到她這裡，進行心理治療。經過六個月的精心治療，女孩的心理狀況漸漸好轉。照理說，女孩的家人應該高興才對，可是不久之後，這名女孩的母親卻打電話來，指責薩提爾挑撥離間她們母女的情感。薩提爾敏銳地洞察到這裡頭不對勁，並意識到對這位母親的治療，也是治療女兒的重要組成。於是，薩提爾請這位母親與女兒一起來進行諮商。

當母親和女兒一起來見薩提爾時，薩提爾驚訝地發現，女孩又回到了六個月前的狀態，之前自己和女孩所做的所有努力，尤其是建構起來的良好治療關係，竟蕩然無存。這到底是什麼狀況？難道這位母親有什麼神奇的力量嗎？她到底對女兒施加了什麼影響？還是自己的治療出了問題？這些想法始終環繞在薩提爾心頭。帶著這些疑問，薩提爾繼續為這對母女進行心理治療。隨著治療的進行，薩提爾慢慢與這對母女建構了全新的治療關係，女孩的症狀也開始改善了。

隨著治療更深入，薩提爾也把女孩的父親請來，一起參與女孩的治療。結果，當女孩的父親加入後，薩提爾與這對母女建立起來的良好治療關係又消失殆盡，女孩再次回到原來的狀態。這一連串情況遠遠超出當時心理諮商理論能解釋的範疇。薩提爾碰到了全新的問題，她意識到自己可能已經接近某個問題的核心本質了，而正是這個問題，成為後來她創立「薩提爾家族治療模式」的契機。

薩提爾乾脆把這個家庭的所有成員都請來了，包括這對父母所生的另一個孩子──是位男孩。實際上，這個家非常重男輕女，男孩可說是家裡的天之驕子，幾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只要男孩一出現，女孩就會被家人忽略，整個家庭幾乎沒有人看見女孩的存在。也就是說，這名女孩完全被她的家人排斥在家族系統之外。這家人重男輕女的觀念如此根深蒂固，讓女孩非常痛苦，但她在家裡卻表達不出來，她的痛苦根本無人回應。她不被看見，她的聲音沒人回應，想被看見的願望於是導致這名女孩罹患思覺失調症。

自從女孩罹患思覺失調症後，家人開始關注她，送她去醫院做心理治療。精神疾病的症狀將女孩重新納入了家族系統，讓她重新與其他家庭成員建立起連結。這就全部解釋得通了，如果薩提爾只為女孩治療，或只為女孩的父母治療，那就只是對家族系統的局部進行調整；一旦女孩走出治療室、回歸家庭，她的症狀又會回來。有些所謂的心理或精神疾病其實是整個家族系統的產物，甚至有可能是患者所處環境的產物。這些疾病對患者來說，很可能是生存與和他人相處的必要條件。實際上，我們看見的絕大部分心理問題，尤其是孩子表現出來的心理症狀，基本上都是孩子周圍的人，也就是孩子的父母、老師和同學（特別是父母）「合謀」教出來的。

◆重新看見，重新連結

棉花糖實驗中，孩子們的行為表面上反映了他們的自制力，但深想一層便不難發現，孩子們表現出來的，正是他們在自己的家族系統中所學會應對外部環境的方式，他們只不過是把這種方式帶進實驗室而已。

後來的新棉花糖實驗其實也是一樣的道理。其中，艾思靈加入了「信任」的因素，說明關係對孩子延宕滿足能力的影響。信任是關係的一種，孩子應對外部環境時，特別是跟人打交道時，其實都是將自己與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模式進行了移植。泰勒．瓦特、葛瑞格．鄧肯和權浩南三位學者則更深入了一層，他們將家族系統在不同環境中的表現形式，透過實驗呈現了出來。

富有家庭和貧窮家庭所面對的外在壓力是非常不一樣的。貧窮家庭面臨的種種問題，尤其是他們面對的外在壓力，是富有家庭難以想像的。但不是所有窮人家的孩子都會出問題，那些抗壓力較強的貧窮家族系統，一樣能給孩子營造穩定、安全的環境，孩子未來也會發展得很好；而那些家族系統有問題的富有家庭，即使能提供給孩子再好的物質條件，家庭系統中的問題也會導致孩子出現各種問題，對孩子未來的發展造成負面影響。

家族系統有辦法改變嗎？當然可以，改變的前提，就是先看見自己的家族系統，尤其是家庭成員間的關係。當家庭成員間的關係能充分展現在一個人面前，並被他自己看見時，改變就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