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國也可以偉大：我在奧地利生活學習的第一手觀察

3. 奧地利人的家庭觀和家庭生活

第一種是開車或是搭飛機到某個海灘。奧地利是內陸國家，對海洋有著無比的眷戀以及渴望，一到夏天，大多數的奧地利家庭就是大包小包，把小孩「打包」在汽車後座，直接殺到南邊的斯洛威尼亞、義大利或是克羅埃西亞的海灘，全家在那裡泡上好幾個禮拜的海水，天天看著同樣的沙灘也不厭倦。許多歐洲海灘聖地的旅館，怕小客人們無聊，還會特別聘請工作人員，設計各式各樣的節目給小朋友們。

第二種是比較隨性、冒險式，但同時也是比較省錢的方式—全家開著露營車，享受奧地利的好山好水，去爬山或是在湖中游泳。不然就是乾脆直接開出國，一路在各個國家的露營區搭帳篷，或者是睡在露營車裡。

我大學時期的奧地利室友，曾經跟我去臺灣玩，那時候還沒有智慧型手機，汽車裡面也沒有導航系統，完全不會中文的她，竟然可以拿著臺灣地圖，毫無錯誤的繞全臺，完全沒有開錯路！而且這樣一個柔弱的女孩，竟然也會搭帳篷和野外生火，我都看傻了。原來這是她童年時期留下來的技能，從她有記憶開始，每年的暑假，她爸爸就會帶著全家開遍全歐洲，在每一個歐洲國家露營，光是一個暑假就能開個上萬公里。她跟兩個弟弟，輪流坐在副駕駛座，拿著歐洲地圖做爸爸的導航員。

第三種就是所謂的「城市旅遊」，選擇某個歐洲國家的一個城市，訂機票和旅館，到了當地進行定點旅遊，這幾年來，也漸漸流行搭配租車，成為陸空旅遊假期。通常就是旅行社事先設計好路線，並在路線上不同的點訂好旅館，你飛到該國某個機場，領了車，然後照著路線，全家自己開車沿路旅遊，旅程的終點就是機場，把車還回去後，就可以上飛機直接飛回家了。

通常有孩子的家庭，多半會選擇這三種方式旅遊，尤其是前兩種。而跟團到他國去旅遊的遊玩方式，雖然也是頗熱門，不過大半是銀髮族才會選擇，家裡有學童的奧地利家庭跟團出國旅遊的例子，並不常見。

家長放下工作，孩子放下課業，全家放下平日所有其他的身分，就是專心做「家人」，出門玩幾個禮拜，一天二十四小時大眼瞪小眼，其實也不容易，這其實是一種訓練和家人好好相處的方式吧！把小孩交給電腦、電視、手機照顧，對父母來說，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但帶著孩子計畫旅行，是要耗盡很大的心力的。可是相對的，得到的家庭回憶，是無價的，更是無可取代的。

全家一起出遊，是休假的首選

你可能會想，全家一年可以出遊數次？哪來那麼多時間、那麼多錢遊玩？難道都不用工作賺錢嗎？是這樣的，奧地利明文規定，有薪假為五個工作星期，你的行業是工作一週六天的話，你一年就有三十天的假期，而工作一週五天的行業則是二十五日。已滿二十六年工作年資的人士，每年還可以追加一週的有薪假。

此外，奧地利一年有十三天國定假日（如果剛好落在例假日，並不補假）。這些有薪假相關法令，適用於全國上下所有的公司行號和公家機關。假期並沒有規定一定要在一年之間用完，每一個有薪假都有三年的效期。

朋友蒂亞是個工作狂，從不放假。後來上司提醒她：「妳再不休假，妳第一年的假就要過期了！」所以蒂亞就乾脆休三個多月的假去環遊世界，一口氣把三年的有薪假用完！

許多公司行號也有實施所謂的「時間賠償」制度，簡單來說，就是加班不拿加班費，而是換取休假。打個比方，奧地利正常工作時間為每週五日，一週三十八．五小時，只要事先跟上司做好協議，便可在某週工作四天，前三天每天各十小時，第四天工作八．五小時，那麼第五天就可以行使「時間賠償」，換取一天的休假。對許多奧地利人來說，不拿加班費，拿休假，也是不錯的選擇。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也熱中在用「時間賠償」制度來換假期，拿來用在與孩子出門旅遊。

在奧地利人的觀念中，休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老闆也會有事沒事提醒你趕快把假用掉，這並不是奧地利老闆多麼人性、多麼愛才，而是老闆知道，身心都有休息到、家庭生活快樂的員工，生產力跟工作效率自然會提高，才會穩定。所以在很多公司，有家室而且家裡有學童的員工，都有優先權挑選排假的時段。

全家出門旅遊好幾個禮拜，也絕不是富裕家庭才有的特權。剛才提過，有薪假制度是全國上下所有的公司行號和公家機關都要遵守的法規。所以，就算是收入較低的勞工，同樣也受到這個法令的嚴密保護。家境較普通的家庭，或許無法到國外的昂貴度假勝地遊玩，不過歐洲有許多國家的物價還比奧地利國內便宜，帶著孩子到國外的露營區或是在海灘上耗個幾個禮拜，不花什麼錢，依舊可以享受全家一起出遊的樂趣，也是許多家庭的第一選擇。

就算不再相愛，我們都還是家人

我在中學時有許多要好的同學，加上在大學時期就開始擔任鋼琴家教，所以有很多機會可以看到不同奧地利家庭互動，從貴族後代到勞工階級的家庭都有。我深深體會到，奧地利人非常在乎家庭生活，也有很強烈的家庭觀。讓我很詫異的是，就算是婚姻破裂的家庭，也依舊有向心力。奧地利這些年的離婚率，大約在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三左右。我的學生群中，占絕大多數的就是單親家庭和「拼組家庭」，意思就是離婚或分居後，帶著小孩與新的伴侶共組新家庭。

我的學生瑪莉從小就跟我學鋼琴，我跟她的家庭也建立了某種程度的情誼。瑪莉在念國中的時候，父母婚姻破裂，給她的打擊非常大，在學校的功課一落千丈，鋼琴也退步很多。當時媽媽跟我長談，其中的一段話，給我很大的撼動。她說：「我跟孩子的爸爸，不可能再回頭了。但是我們養育了三個孩子，我們會努力讓孩子了解，就算爸爸和媽媽不再相愛了，但我們依舊是一家人。」後來，我也看到他們夫妻倆，努力的實現這個諾言。瑪莉的爸爸在家裡為瑪莉的媽媽留了一間客房，讓她在「回家」的時候，還是有自己的空間。離婚後，夫妻倆都各自有新的生活了，但是每年，全家都還是會一起出遊，而瑪莉當時也感受到了爸媽的心意，總算又振作起來。

周遭的朋友群中，也有許多位面對了離婚與再婚。而我發現，奧地利夫妻感情破裂時，就算雙方破口大罵，只差沒有把對方的眼睛挖出來，但是絕大多數還是會想辦法，盡量不把夫妻之間的恩怨帶到孩子身上。

當各自有了新的對象時，如果孩子跟父母的新對象處不來，也會進行溝通。許多我遇過的奧地利家庭，在歷經離異的過程裡，都會努力不拿孩子做武器，也盡量不讓孩子在父母之間為難，這是需要很大的智慧、理智和體諒的，真的很不簡單啊！

視如己出的「新家庭」觀念

奧地利人在組織新家庭時，絕大多數的繼母或是繼父都會盡全力跟另一半的孩子建立關係，甚至視如己出。出發點很單純：我跟你的媽媽（爸爸）組成一個家庭，那麼我們就是一家人，不論我們有沒有血緣關係。

我的學生媞娜，就來自一個大人們都很盡心盡力的拼裝家庭。我去她家上課時，通常都是她爸爸在家裡做家務，照顧她和她正在念幼稚園的弟弟。她媽媽是城裡有名的醫生，工作量非常大，常常早出晚歸。我當時單純的認為，她們家是女主外男主內。後來發現，家裡有時候會看到另一個男人走動，而弟弟會叫他爸爸。我完全混亂了，搞不懂這是什麼家庭架構。

當時八、九歲的媞娜，很有耐心的對我說明：媞娜的爸爸是媽媽的初戀情人，她是爸爸媽媽愛的結晶，但是後來爸爸媽媽發現彼此個性不和，也無法繼續相處下去，所以決定離婚，但是因為媽媽的工作量很大，爸爸就來幫媽媽照顧媞娜。後來媽媽有了新男友，媽媽帶著她，跟叔叔搬到新家，然後媽媽跟叔叔又生了弟弟。因為叔叔很忙又常出差，而且叔叔跟爸爸的感情又不錯，爸爸就說那他來照顧弟弟，所以只要媽媽還有叔叔不在的時候，就是爸爸來做媞娜跟弟弟的保母兼管家。

聽完媞娜詳細的解釋，我恍然大悟，也深深佩服這個家庭。後來過了幾年，媽媽和叔叔結婚了，那天，媞娜和弟弟是花童，而媞娜的爸爸，因為是他們家最親密的朋友，還當新人的伴郎呢！

在奧地利，單親媽媽帶著小孩，不會有人說她帶著拖油瓶，大家都知道單親媽媽的辛苦，多半會以體諒的態度對之。一位奧地利長輩馬丁有個在餐廳做大廚的兒子，在餐廳工作時，認識了一個帶著四歲女兒工作的單親媽媽，兩人正式交往後，兒子把女朋友和她的女兒介紹給爸媽認識，馬丁跟他太太沒多久就把這小女孩當做孫女疼愛，也很疼惜這個單親媽媽。

後來廚師兒子和單親媽媽結婚了，搬回來跟馬丁同住，將老家擴建，過著三代同堂的生活。過了幾年，家裡誕生了一個小寶貝，而馬丁的手機待機畫面，還依舊是這個沒有血緣關係的大孫女的相片，因為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新生兒身上，他覺得，不能讓大孫女覺得被冷落，更不能讓她覺得自己是外人。「她是我媳婦的孩子，所以，也是我們家的孩子。」

我學生時期的好友克利斯，一直抱著不婚主義，也信誓旦旦的說絕對不要小孩。偏偏克利斯長得很帥又有女人緣，這些年來不知道有多少女孩想要把他綁入教堂，都沒有成功過。

前些年，他突然很興奮的跟我說，他終於遇到真命天女了！她是一個離過婚，帶著兩個小孩的單親媽媽，一個在念國中，另一個在念小學。而他自己也沒料到，跟小孩們一見如故，去年克利斯跟真命天女結婚了。「買一送二，不用換尿布還有半夜起來餵奶，就得到了兩個長大的小孩，非常划算！」他笑呵呵的說。

Part 3      美麗景緻背後的沉重包袱

3. 面對自己國家在歷史上的不美好

著名的美國導演史蒂芬．史匹柏在一九九三年推出了一部關於納粹德國的影片《辛德勒的名單》，故事是說一名叫做辛德勒的德國商人，運用工廠需要工人的理由，成功的讓許多的猶太人避難，免去被送進集中營的命運。

那年，我十四歲，我的德文程度已能應付一般會話，知道學校要帶我們去看這部片時，我有點擔心自己看不懂，網路還不盛行，當然也沒有有爆雷的影評部落格。班上幾位同學很體貼，提議先陪我去看，看完後，我們都哭成一團。

雖然我知道電影為了營造效果，勢必扭曲或是誇張部分事實，但是這部片子對年紀輕輕的我，實在太震撼了。這裡的外語片多半會被配上德文發音 5，這部片發生在德國，裡面的人物被加上了德語聲音，顯得更真實。

辛德勒到底出於什麼理由救了猶太人，一直受到很多的議論。真正叫我在意的是片中所描述的情景，對一個十四歲女孩來說，無法想像人類的歷史上竟然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也無法想像，原來人類可以這麼殘暴。

當時我也與一位奧地利長輩談到此片，我沒說幾句話，她就揮揮手，要我別再說下去。

「為什麼過去的事情要一直被翻出來呢？」她幽幽的望著遠方，「我已經無法忘記這些事情了，為什麼還有人要把這一切拍成電影，讓我更忘不了呢？我絕對不去看這部電影！」

她的兄長在二戰時被徵召上戰場。因為奧地利曾經被納粹德國占領，所以他雖然是奧地利人，卻是以德國兵的身分在戰場上陣亡。

也有德國來的同學說：「為什麼世人要不斷提醒，我們德國人到了今天還是多麼對不起猶太人呢？我們到底還要背負這個包袱多久？」她惡狠狠的說：「而且認真說起來，當初決定要殺害猶太人的希特勒，還不是德國人，而是奧地利人！」

當時的我，對於歷史發展的思考還不夠了解，也覺得他們說得頗有道理，因為對他們來說，這是不斷被翻攪、他們不想去記起的回憶。但我還是覺得，對不了解這段歷史的人來說，有一道厚重的門擋在我們與這段歷史之間，而任何一種能夠打開門的鑰匙都很重要。我很慶幸自己看了這部電影，因為在此之前，我完全不知道集中營是這麼可怕的東西，也不知道，才不過在半個世紀前，這些悲劇就發生在我踩的這塊土地上，看完後，我實在不希望自己對這段歷史沒有任何概念。

我告訴我的德國同學，看完這部電影後，我並不覺得現在的德國人對不起猶太人，我只是覺得，人的心中原來可以裝載這麼多毀滅的想法，很可怕。更何況片中代表正義、人道主義的男主角，可不是德國人嗎？

對於德國大獨裁者希特勒的背景，我的德國同學完全沒說錯。是的，他並不是德國人，而是土生土長的奧地利人。當年，希特勒從一個潦倒的奧地利畫家一路攀爬德國的政治最頂端，在一九三八年，希特勒不花一兵一卒，就將他口中的「我的故鄉」納入德國領土。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德國戰敗，奧地利才從德國版圖被分出來，被盟軍共同代管，一直到一九五五年，才又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我於一九九二年開始在奧地利上中學，那時奧地利的轉型正義才剛起步，開始面對自己於二戰時候該負的責任。原來，在二戰結束後，奧地利的教育偏向著重自己是納粹主義下的受害者、是被德國單方面「合併」的，如果有什麼不光彩的事跡，總是推託說：「都是德國逼迫我們的。」

而活過當代的人，大多選擇了集體沉默，許多在納粹時期活躍的納粹政治家，甚至在奧地利成為民主國家後，又在政府裡面得到職位，他們也對自己的過去絕口不提。許多歷史真相似乎就要這樣消失，二戰結束約四十年，奧地利政府才決定好好開始面對那被掩蓋住的歷史。教科書也變得比以前中立，開始用不同角度敘述奧地利在二戰前後的不光彩。

我們學到了，原來納粹主義成就了不少奧地利籍的投機分子，原來許多最殘暴的納粹軍官以及政治人物，都是奧地利人。

我們學到了，奧地利被併吞的時候，希特勒親自前往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市中心被擠得水洩不通，民眾夾道歡迎他，稱他是榮耀返鄉的奧地利之光。

我們學到了，原來當時有許多奧地利本地菁英不僅不肯服從納粹主義，更是挺身反抗德國政權，而他們的下場悽慘，不是受到迫害逃亡，就是被處決。

歐洲最後一個被解放的毛特豪森集中營

是的，我們學到了奧地利有集中營，而且還不少間。

我十六歲那年，中學導師安排我們去參觀奧地利最大的集中營—位於奧地利中部的毛特豪森。

這座集中營在短短幾年間，關了來自超過四十個國家，近二十萬人次的囚犯（異議分子、同性戀者、他國戰俘、身障人士、智障人士、猶太人、少數民族等），我們得知毛特豪森也有毒氣室、近兩百階的「死亡階梯」（直接把沒有力氣做工的囚犯丟下階梯摔死）、焚燒屍體室等。只有不到一半的囚犯，在二戰結束後活著離開，而實際的死亡人數更高，因為許多被屠殺的人數都沒有被記錄下來。

老師很詳細的為我們做準備，還看了一部才發行不到兩年的奧地利電影《獵兔行動》（Hasenjagd）。這部電影敘述毛特豪森集中營最聳人聽聞的大逃脫。一九四一年有四到五千名左右的蘇聯戰俘被送進來，他們是所謂的「K囚犯」（K-Häflinge），K是德文Kugel（子彈）的縮寫，意思就是這些人都是死刑犯。一個接一個被餓死、凌遲死，最後的數百名囚犯嘗試逃亡，一部分的囚犯甚至犧牲自己做人牆，撲在通電的鐵絲網圍牆上，讓夥伴們爬在他們的屍體逃出去。而外出圍捕逃犯的納粹士兵們笑稱：「兔子逃跑了，我們要去打獵了！」最後只有九名（也有數據說是十一名）生存下來。而其他的幾百名逃犯，不是被獵殺，或是在雪中被活活凍死。

我們浩浩蕩蕩的坐著遊覽車，開著山路，繞啊繞，一路到了毛特豪森。

一到那裡，就能感受到空氣中的凝重。我們這群吱吱喳喳的青春年華小女孩們，在聽到沉重的鐵門在我們身後「噠」的一聲被關上時，突然全都安靜下來。在參觀了集中營的設施，聽了許多肝腸寸斷的故事後，接著進去毒氣室，當導覽員把門關起來，我們彷彿聽見這裡曾有過的哀叫，也害怕的叫了起來，還有同學腳軟跌在地上。

在一個小房間中，我們看到了兩個如浴缸大小的焚化爐，牆上釘滿了香味濃郁的鮮花、紀念碑、泛黃的照片，許多小小的蠟燭放在各個角落，靜靜燃燒著。我們還反應不過來時，導覽員開口了：「因為許多人都是活活被餓死，死的時候都是皮包骨。一個爐子，一次可以塞進七具屍體。」他指著各處的蠟燭，告訴我們，這些蠟燭是為死者祈福而點的。

我們看了紀錄影片，其中有一幕重重的把我胸腔中的空氣全敲了出來，令我呼吸困難，那是被關在隔離室中的囚犯在牆壁上留下的字跡：

「如果這世上真的有神的存在，那麼祂必須向我請求原諒。」

影片中有一個當時解放集中營的軍官，這時已是白髮蒼蒼的老先生了，他幾度哽咽，不斷擦拭眼角，顯然軍人的節操使他不想失態。但是，他最後還是忍不住，失聲痛哭起來，說：「當我打開那扇門時，我看到的，不是人間，是地獄。」

我們這才知道，原來毛特豪森是全歐洲最後一個被盟軍解放的集中營。許多囚犯還在美軍進來的當天暴斃（心臟承受不住這樣的刺激。）還有許多囚犯因為腸胃全損，甚至連盟軍發給他們的補給品都無法承受，就這樣死去。

回家後，我在日記裡寫著：「這是多麼悲哀，終於擁有自由時，卻無法享受自由了。但是至少，他們是帶著自由的靈魂離開的。」

過了二十多年，很多當時看到的聽到的，我都不太記得了。但是有一幕，直到今天，依舊牢牢的嵌在我腦海裡：那是一張照片。

在參觀所有的設施後，出口前有一個攝影展。其中有一張照片，是一個看起來就像一般奧地利農民家裡的庭園，角落整齊的疊放著許多不同尺寸的衣服。攝影展中模擬著照片的場景，也搭了一個庭園的角落，整齊堆放了一疊衣服。

原來這是重現當年「獵兔計畫」的一個真實情景。那是天寒地凍的奧地利深冬，集中營的管理階級要求附近村民，看到逃犯必須立刻通報。有的村民不願意配合，也不願見死不救，卻不知道如何幫助這些逃犯。而當時囚犯們都只穿著薄薄的囚犯服，在零下近十度的大雪中，生存機率根本是零，附近的居民就趁半夜把家裡不同尺寸的冬天衣裳放在庭園的樹叢中，希望囚犯躲到一般人家庭院的時候，能夠把身上顯眼的星條紋囚犯服換掉，甚至也有居民冒著生命危險，把逃犯藏在家裡，一直藏到戰爭結束。

心中的波濤洶湧在這時候整個淹出來。我站在那一疊衣服前面，淚水完全停不下來。我看到了人性最黑暗的一面，都還可以自制。但是，看到在最黑暗的時候，還是有人，就算知道被發現後自己也性命不保，還是願意對這些逃犯伸出援手，那股力量太大了，徹底撼動了我。

踏出了出口，外面的太陽灼灼的晒著，我的眼淚還是一直流個不停，參觀的最後一幕，像隻溫柔的手，輕輕撫慰著一個年輕女孩的心，我漸漸平靜下來。

大家靜靜的坐上了遊覽車後，我看著窗外呼嘯而過的風景，想著紀錄片中那位窩藏戰俘的奧地利農婦，被問及為什麼這麼做，她淡淡的說：「我是個母親，我也有孩子在戰場上。而這些孩子在家鄉，也一定有盼望他們平安回家的母親。」

當初那個大雪紛飛的夜晚，當居民們悄悄把衣物藏在花園，他們是否想著自己在遠方作戰的兒子、父親、兄弟？當戰俘們找到這些衣物換上時，他們的心，或許也悄悄連繫在一起了，而冒著生命危險藏匿戰犯的母親，在最黑暗的時刻，依然不肯放棄人性。

我之所以相信轉型正義的重要，也要感謝在奧地利中學裡所遇到的老師們的堅持，陪伴我們接觸相關知識。一顆又一顆的種子，就這樣靜悄悄的落在我心中，陪伴著我長大，對我的人生觀帶來的影響，蜿蜒綿長。

原來，轉型正義並不是要撕裂，也不是要翻舊帳，它是要在黑暗中尋找光明的出口，也是要給予後來的人，新的力量以及希望。

釐清事實、進行補償的轉型正義

今日的奧地利，除了在憲法層面立法嚴禁納粹活動，也有許多轉型正義的企畫，除了大規模系統性的整理史資，製作展覽、出版書籍、在各中小學推廣探討二戰史實的活動外，我個人很推崇的是「國外服務」這個企畫安排奧地利年輕人（替代役或志工）到國外進行不同的社會服務，其中就有到全世界各地紀念二戰時期納粹受害者設施（比如說大屠殺紀念館、博物館、研究機構）擔任志工。一方面是為了面對歷史責任，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讓奧地利年輕人有機會實踐轉型正義，這個計畫在全世界二十二個國家都有定點。我有個鋼琴學生就到以色列進行了一年的國外服務，在位於以色列耶路撒冷的「猶太大屠殺紀念館」擔任德文翻譯和嚮導志工。

但是，在轉型正義的這條路上，奧地利人一路上也是跌跌撞撞。

在戰後，許多奧地利人就算知道真相，也因為不想面對羞恥和痛苦的回憶，不願去談。奧地利政府在一九八○年代，因為國際壓力和國內許多歷史學家的努力，開始面對歷史上的不光彩，遭到許多民眾的不諒解，尤其是戰後出生的奧地利人，從媒體和教育上接收到的，清一色是被扭曲、被美化的歷史觀，也壓根兒不想去了解真正的史實，當他們聽到二戰時期奧地利也是主動的加害者，無法接受，也不肯相信。也有人覺得這一切根本沒有必要，重要的是往前看、拚經濟、拚生活才對。也有民眾振振有詞的說：「有必要翻舊帳？有必要道歉？都已經過去那麼久了！」

一九八八年，維也納的市長赫爾穆特．齊爾克在維也納「國家歌劇院」後方的廣場上，搭了紀念納粹時期受難者的紀念碑，受到極大的輿論批判。甚至有人說，這是音樂之都維也納最有文化的地點，怎麼可以放這種東西！殊不知，就連舉世聞名的「維也納愛樂樂團」，也曾是納粹的幫兇，曾開除有猶太血統的團員（有些也死於集中營），而多名樂團成員也曾經是納粹黨員，樂團高層也與許多納粹政客掛勾。

我先生在二戰補償基金會工作了好一段時間，那時候我還在藝大念第二個碩士，我一位同學的房東是一位上流社會奧地利阿嬤，在某次的宴會上，我將當時還是我男朋友的先生帶上。阿嬤先是讚美我先生一表人才，對他和顏悅色，在聽到他的職業後，臉色大變，用著不以為然的語氣，輕蔑的說：「奧地利欠這些人什麼？這些不要臉又死愛錢的猶太人，連一根湯匙都想要回去！」聽到這樣標準的納粹言論，從一個現代人口中吐出來，我們周遭的人都傻了。而我先生，完全不為所動，微笑有禮的回道：「如果當初無緣無故就被抄家的人是您，我們今天不顧一切，也會把您的每根湯匙都還給您的！」老太婆面對這樣四兩撥千金的反擊，表情難看至極。

這些年回臺灣，總會看到許多關於轉型正義的努力，我聽著看著，眼淚直流。擦乾眼淚，我對這些努力是抱著感激的心情的。我年紀輕輕就離開臺灣，對自己家鄉的了解非常貧乏，經由轉型正義，我開始看到臺灣在近代史上所發生過的事情。心中曾經有過的一些問號，也慢慢得到了句號。

而我也看到許多抨擊和反對的言論，訝異的發現，許多說法跟奧地利反對者的說法，竟然幾乎一模一樣！我不禁想起，那次宴會後，我問我先生，聽到這個死老太婆（我氣壞了，所以口不擇言）這樣嗆他，聽了難道不生氣嗎？他聳聳肩說，這種言論他可聽多了，基金會的員工一天到晚被嗆，早就習慣了。他對我說：「如果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是該做的、絕對必須做的，你心裡自然有一把尺，就不會去理會這些言論。」

在轉型正義的過程中，總會因為回顧過去，讓加害者羞恥或想逃避，而被害者被掀開傷口而痛苦。但是唯有了解始末，才能釐清事實和追究責任，進而進行具體的補償。但更重要的是，防止相似的事在未來再次發生，才是轉型正義在追求的真正目標。奧地利在這條路上走了數十年，到現在還是一直有人持反對聲浪。但是，只要知道這是該做的、絕對必須做的，那麼，就不要因為被批評、被阻撓，而停下你的腳步。

就算只是一根湯匙，也該讓它回到主人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