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阿公阿嬤變成孫子的爸媽...原來我們做的遠遠不夠

原來我們做的遠遠不夠──《英派：點亮台灣的這一哩路》

「我們等妳好久了，怎麼這麼晚才來啊？」一個小女孩認出我，在公共廁所旁拉著我問。

時間是2010年我參選新北市長的後期。當天已接近晚上十點，我才匆匆從上一個行程飛奔到平溪。由於時間已經非常緊迫，我一到了就要上台說話，不過，我還是擠出一點時間，先溜到廟埕旁的公廁上廁所。腦袋裡面正在想等一下要講什麼，哪知道一出洗手間，便被幾個孩子圍住。

她們的天真迅速感染了我。我就跟她們聊了起來：「妹妹，妳們怎麼這麼晚還在外面？」我一邊牽著她，一邊催促著其他孩子往會場走；有的孩子說是跟著阿公來的，也有孩子大聲回答說，是被阿嬤帶著「一起來看蔡英文」。

我把他們帶往會場，演講的時候，我特地盯著台下看，我看到很多牽著孫子孫女來晚會現場的阿公阿嬤，一眼望去幾乎看不到屬於青壯年紀的父母。

（圖：《英派》。幼齡的孩子總是真情流露，直接抱了上來。）

當阿公阿嬤變成孫子的爸媽 ……

我要講的事情其實大家不難猜到，就是隔代教養。在台灣許多地方，尤其往鄉下走，這已經是非常普遍的現象。當家長離開家鄉到外地工作，便把孩子留給老家的長輩照顧。某些地方政府在人口集中的地方，設立公共托育機構來減輕家長的照顧負擔，但在非都會區，政府能介入幫忙的資源和機會都不多，除非是弱勢貧窮家庭。

長久以來在學術圈和政務官的訓練，讓我習於做抽象而整體的政策思考。但是那晚，當我看到這些隔代教養的孩子時，腦中浮現了更實際的困惑：難道這些家庭，都不需要政府的幫忙嗎？要怎麼做，政府與社會才能具體又有效地幫這些家庭解決問題呢？

類似的問題一直停留在我腦海裡面。跟以前不同的是，在擔任黨主席時，我忙著參選或輔選，比較沒有時間好好來端詳這些問題，現在，我則有了較為充分的時間來找答案。

被黑道抱怨「找不到小弟」的陳爸

透過朋友的介紹，我得知在台東有個很特別的「書屋」，他們願意給我一個機會去看看那裡運作的情況。

迎著太平洋的風，我來到了知本。「建和書屋」在這裡己經有了十多年的歷史，負責的陳俊朗以課後伴讀的方式，照顧了許多孩子。

原來在台北工作的陳俊朗，十多年前毅然放下手邊的生意，全家返鄉。一開始他只需照顧兩個兒子，現在，他成了照顧上千名弱勢孩童的「陳爸」。

黝黑的陳爸有點得意的說：「當地的黑道都抱怨找不到『小弟』了！」

起初，他只是在自家院子教兒子和兒子的同學讀書，有時還要先煮飯餵飽他們，才能繼續寫作業。為了給孩子更好的教育，他自己夜裡還得找資料，補進度。

「最難受的是，常常得先替那些孩子擦藥，才能教功課。因為這些弱勢孩子在學校不是被體罰、被霸凌，就是被酒醉的爸媽家暴，滿身傷痕，怎麼可能安心讀書？」說起十多年前的事，陳爸的心情依然激動。

書屋不只提供孩子寫功課與念書的環境，還安排運動、音樂等多元課程，以彌補學校與家庭教育不足。陳爸也要求孩子們要利用假日做社區服務，「有所得，相對也要懂得付出」，這是陳爸在教導孩子們時的堅持。

我問他：「政府不是對弱勢家庭有補助嗎？那些補助有沒有提供什麼樣的幫助？」

陳爸聽了我的問題之後反問我：「幫助？當補助讓孩子成為家中唯一的經濟支柱，家庭關係會好嗎？」

他的話一語點出政府的盲點。父母找不到工作，生活沒有目標，而孩子的問題來自家庭，家庭問題不解決，光是課輔並不足以讓孩子健全的成長。簡單地說，這不只是錢的問題而已。所以，從幾年前開始，陳爸也開始協助家長戒毒、戒酒、戒賭，開魚池、闢菜園，提供工作機會給他們。這樣做的結果便開啟了一個正面的循環，很多受過幫助的家長也跟著投入改造社區文化的行列。

他以民間力量直接進入社區處理病根，把家庭、學校和學生三方面連結起來。同時他把社區帶進來，用社區照顧和照養，來補強家庭功能弱化和學校功能不足的問題。

這種實踐力量實在令人印象深刻，不過，同一時間，長年在政治領域工作的我，卻不得不反省，政府的資源為什麼無法下在刀口，做有效運用呢？

（圖片來源：快樂學習協會：孩子的秘密基地）

我不能只是讚嘆，我要能加入他們

我們在思考政策時，主要會從社會整體面評估，看數字、看概況。但實際在人民的生活中，資源的分配如何被使用，卻不是能從數字裡顯現的。

建和書屋的例子讓我們看到，行政系統從家庭和學校兩條路徑提供資源，但這些資源卻無法解決孩子面臨的真實難題。

政府做不到的，民間就自己扛起來做。書屋的模式已進行十四年，這種從社區著手的路徑提供了一個新的模式，讓我感受到民間擁有無窮的潛力，也有無盡的力量。

所以，話說回來，我能為像陳爸這些人做什麼？離開知本之後，我必須回答這個問題，我知道自己不能只是讚嘆這股民間的力量，我應該加入他們，為他們做一點事情。因為在其他地方一定也有許多像陳爸這樣的人，對社區有想法和熱情。我告訴基金會的幕僚，我們要做為一個平台，匯集資源，來幫忙進行這樣的照養體系。這也是「小英基金會」存在的目的之一，我們可以善用自己做為民間團體的優勢，我們可以在政府之外，匯聚社會資源來幫助弱勢的孩子，讓他們在成長的這條路上，有著較為公平的機會。

（圖：《英派》，小英教育基金會的成立。
希望「小英的故事」原文Nobody's girl，變成 Everybody's child。）

教育，為何讓部落的孩子失了自信？

為了找尋這樣的可能性，我又走訪了台東巴喜告部落的桃源國小，那裡有位鄭漢文校長。

鄭校長雖然是漢人，但他對於原住民文化的傳承教育工作，有著深深的使命感。他告訴我：「在原住民部落的教育不應把孩子教成漢人，而應教導孩子們認識自己的部落文化，尊重自己的文化傳統。」

他還說，曾有部落耆老對他很不滿：「我們都把孩子給你們教了六年，你們還想怎樣嘛！」

那句話敲醒了他，原來，正統的學校教育制度對原住民而言，是另一種文化。為了讓孩子學習漢人的教育制度，原住民文化反而失去了傳承的機會。

部落裡的孩子，不僅面對資源落差帶來的教育弱勢，也因為文化差異，而產生文化弱勢。

鄭校長提醒我觀察低年級的孩童與高年級孩童的差別。低年級的孩童往往有著慧黠的眼神，身子與腦袋機敏又靈巧。他們會向我們飛奔而來，跟鄭校長撒嬌，也跟我問好，聒噪的你一言我一語，急著表達自己，熱情直接的肢體語言很有感染力。

可是，高年級的孩子就略微不同。他們在正規體制裡被教育了幾年，逐漸失去了眼裡的光采，肢體表達上變得退縮，笑容轉為靦腆，也沉默多了。我知道，是我們的教育讓他們被馴化，失去了自信。

家穩定了，孩子就安心了

除了教育，讓他們失去自信的，還有整個大環境。

在部落，父母沒有合適的就業環境。換句話說，這裡的情況和前述知本的故事一樣，如果要解決偏鄉裡的教育問題，不能只從教育面著手。

鄭校長也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在部落中設立了木工坊、布工坊等，讓父母有了留在部落工作的機會。他說：「家長做工養家，勤奮的精神會被孩子看到，被社區肯定，自我價值就浮上來。如果只是靠補助過日子，孩子會覺得父母沒用，內心深層的悲苦，無力發洩。親子雙方的心情都很不好受。」

當我造訪太麻里的「向陽薪傳木工坊」的時候，我看到那裡有各種木製生活用品及小擺設整齊的陳列，它們沒有塗漆上油，指尖便可感觸到細微的深淺木紋，自然的原色透著時光與漂流木之間的對話，這些都是獨一無二的作品，說它們是藝術品也不為過。

一旦父母有了工作，家中經濟情況便獲得改善。家穩定了，孩子的心定了，教育問題就能解決了。

我們在談政策或做學問時，講究的是一體性、系統化。但人的生活卻無法系統化，因為人是多樣的，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以一體化來管理這個社會，就會喪失多元性。

我們坐在辦公室裡思考決策時，往往為了效率，會向系統與標準化傾斜，只有來到現場親身體會，才能理解以往政策的局限。

幾位返鄉的原住民青年，在鄭校長的鼓勵之下，自己動手彙編布農族辭典；部落耆老也被邀請，在學校裡教授傳統文化課程，讓界線被穿越，讓孩子們在每天生活的教育現場，就能學習自己族裡的文化。


（圖片來源：快樂學習協會：孩子的秘密基地） 

快樂學習協會：決心做偏鄉孩子的「路燈」

同樣的，在嘉義東石，吳念真導演和圓神出版社簡志忠社長，正和一群朋友成立「快樂學習協會」，為偏鄉學童提供課後輔導。

起因是來自於紙風車基金會某次下鄉為孩子搭台演戲後，吳導收到一位老師的長信。信裡寫著，孩子從來沒看過這樣的演出，興奮極了，但這場演出就像是漂亮的煙火，放完後，一切還是回到原來的樣子。偏鄉的孩子們下課後無處可去，四處遊蕩，僅有課業跟不上還算好，不好的結局則是岔入歧途，一輩子被耽誤。因此，吳導和幾位朋友聯合起來，決心要做偏鄉孩子的「路燈」。

台灣社會真的有許多人，願意出力，共同解決下一代的困境。在吳導和簡社長的計畫帶領之下，小英基金會也找到了施力點。

這裡被命名為「孩子的秘密基地」。在課輔教室裡，我看到一個戴眼鏡的小男孩表情好認真，聽著年輕的課輔老師耐心解說九九乘法表。

我無法預測眼前的這個小男孩，幾年之後的人生發展；但我能肯定的是，有了這個「秘密基地」，他的未來就出現了正向發展的機會。

點亮台灣

沿著走廊，一間間教室走過，看著教室裡天真童稚的臉龐，看著那些付出青春熱情的青年。我心裡有一種很飽滿的感覺，像是得到一份意外的禮物。

政府的力量有限，但是，在台灣，在這個充滿向上力量的社會裡，想做事的人一點都不孤單。找到方法，找到人，找到力量，我們就會為那些原本沒有出口的人找到出口。

陳爸、鄭校長、吳導、簡社長，以及無數的人們，他們都願意當路燈，也都在當路燈。電影《一代宗師》有這麼一句：「有燈就有人。」這些路燈越多，這塊土地就會減少令人感到無力的陰暗角落。


本文出自蔡英文著作《英派：點亮台灣的這一哩路》

部分照片出自快樂學習協會：孩子的秘密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