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自然療癒力：德國自然醫學博士證實真正有效的療法

第1章　我如何踏上自然療法之路
主流醫學的局限

我出生於醫生世家。更妙的是：遵循自然醫學的家族。病人大多認為我的治療方法很管用，但是在醫護界公然表態以自然療法行醫，仍舊是件冒險的事。經常聽到的反應，不外乎這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偏方。其實大部分的醫生根本不知道，有關自然療法功效的研究早已不計其數，而且在擁有醫學界標竿之譽的美國，該領域的研究計畫還獲得政府的支持與斥資贊助。另外，還有一個經常被忽略的事實，就是在德國已經有多位自然醫學教授，而且該科目的基礎學被列為醫學院必修課程。

雖然所謂的西方主流醫學在有些層面已經走入死胡同，許多人卻對此視而不見。不論在加護病房或手術室，只要攸關生死，主流醫學在緊急救治方面的貢獻確實卓越非凡。然而今日絕大部分的病患上門求醫，是因為有一種至多種慢性疾病纏身，導致生活品質受到嚴重局限。對於這個問題，主流醫學可說是英雄無用武之地，因為它忽略人體的整體關連，轉而專精於劃分越來越細微的醫學分科。專科醫師從各科的醫學觀點為基準，對許多單一症狀進行藥物治療，結果多半只是暫時減緩了症狀，長期下來卻導致新的問題—副作用、過度診斷篩檢、過度治療或醫治錯誤。儘管醫院與診所的簡章裡，經常信誓旦旦的強調整體醫療，看似與自然療法殊途同歸，但其實「整體性質」在主流醫學系統裡根本無法立足。

然而這個問題至今並未充分激起醫學界對「醫學局限性」的批判性探討，也從不曾引發思考，為何自然療法能夠歷經數千年的考驗，而以藥物治療為重點的現代醫學，卻在整整一百年後經常陷入膠著狀態。自然療法的目的，在於增強病患體內的自我療癒能力。如果成功了，患者病情也好轉了，許多醫界同仁便帶著一副施恩捨惠的態度，稱此為安慰劑效應，意指這是心理作用而已—只因為病患身上發生了技術性醫學本身無法成就的事。這種醫學，就是典型的「只注意病症，卻未能充分顧及因病受苦的病患」之代表。

家族與自然醫學的淵源

對我的家族而言，病患的身心狀況始終是重點，而不是疾病本身。從我的祖父開始行醫時便是如此。他是不分科醫師，在地方的小城擁有一家診所。這個小城就是昔日「水療神父」克奈普（Sebastian Knipp）讓水療法聲名大噪的地方。當時是十九世紀下半葉，在工業化，以及城市規模擴大、空間日趨擁擠的影響之下，人的身體因為無法負荷而出現毛病。克奈普神父指引他們如何自力救濟，重新找到內心的平衡點與增進健康的方法。他深信病患具有自我治療的能力—也就是利用今日所謂的「身體與心靈資源」。這股信念深深吸引了我的祖父，繼而激發他立志從醫。

他的兒子彼特繼承衣缽，延續了傳統。我父親也學醫，之後在德國當時以提倡自然療法和同類療法聞名的羅伯特．伯希（Robert-Bosch）醫院工作之後，便成為符騰堡地區首位得到醫師公會官方授與「自然療法」 附加資格的醫師之一。除此之外，他也獲得在該領域培訓其他醫生的授權。我只能引以為豪的說，我父親是一位先驅。誠如今日「克奈普協會」分會網站所寫，這位「自然療法的虔誠信徒」，從一九五五年起在這個距離波登湖不遠的療養小鎮擔任「療養醫師」。六年之後，我便在這裡出生。

在我幼時，覺得家裡有一些克奈普浴療專用的足浴盆和一條淋浴時用來澆冷水的橡皮管很棒。但我覺得很慘的是，儘管試遍增進抵抗力的方法，我在七歲那年卻患了頑強難治的支氣管炎。由於家中備有的自然療法藥物已不足讓我的病情好轉，於是父親把我送到北海的一個島嶼。我天天在那裡的一所療癒中心進行鹽水蒸氣吸入治療、以鹽水漱口，甚至還必須喝下一小杯鹽水。對於年幼的我而言，最恐怖的是以海水沖洗鼻腔的療程，真是可怕極了。可是我的支氣管炎也就此消失不見。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親身體驗自然療法調整體質的力量。

每週五是我父親的燕麥粥或小麥胚芽日，除此之外，他不吃任何東西。中午時他同我們一起坐在餐桌前，滔滔說著許多病人的症狀，以及他用什麼方法幫助患者。這些敘事深深打動並徹底影響了我，尤其最令我難忘的事實，是診斷的背後隱藏著各種不同的人生故事。透過與病人的談話，我父親探索著他們的心路歷程，而這些背景故事也影響了他的治療方法。

什麼才是真正的醫學？

儘管我父親的醫療很成功，克奈普協會至今仍舊對他的貢獻緬懷不已，但其實他一直努力的孤軍奮鬥。其他醫生通常嗤之以鼻的放話，他們認為「他搞的那些東西」純粹是一派胡言。當時我們居住的小城有一萬左右的居民，醫生們會不定時的互相邀請作客，所以每隔幾個月他們就會來我家，而且全部都是捍衛西方主流醫學的頑固死硬派。我還記得，有時候我父親很努力的克制情緒，因為沒有人真的尊重他。他覺得他一直被要求證明自己也是「真正的」醫生。或許醫界同仁只是嫉妒心作祟，因為病患們給予我父親極高的肯定。許多人為了嘗試我父親的自然療法，甚至不遠千里來我家求醫。我母親則協助安排病人看診的各項事宜，忙得不可開交。

時至今日，這種失衡現象幾乎沒有改善：病患接受自然療法的需求度和意願，長久以來一直和醫界同仁的認可成反比。二○○六年當我在進行大學教授資格論文時—通過之後將是具有大學授課能力的準教授，醫學院前系主任還寫了一封信給學院裡審核我教學能力的所有成員：「我很驚訝的從會議紀錄中得知，學院委員會竟然決議讓安德烈斯．米夏爾森博士進行大學教授資格論文。這位同仁來自於『自然醫學和整合醫學的醫院』。各位是否探聽過那裡在做什麼？我所帶領過的醫學院，若是能夠意識到這種冷門醫學所涵蓋的問題，就不會接納它，讓它藉由正統醫學的管道增進學術價值。」信裡還出現「陳腔濫調」「江湖醫術」等字眼。如今趨勢不同了：今日自然療法已獲得著名的大學教學醫院肯定，例如柏林的夏里特醫院。

起初我在大學主修國民經濟學和哲學，然而醫學系似乎可以讓理論直接落實成一種行動，非常實用。於是我就和其他想成為醫生或從事社會服務工作的年輕人一樣，立志「幫助」別人。又或許是家族傳統早已在我心中根深柢固，所以我一而再三的去上生物學課，確定自己在那裡反而如魚得水。因此我終究選擇了醫學系。

一條孤獨卻正確的路

當我還是大學生時，有可能已經帶著一種驕傲的眼光看待西方主流醫學的無知 —畢竟我在家中實地見識到一些案例，我很清楚哪些是醫學院教授和師長們根本不知道的領域。我的主見，也讓我的內心一直保有獨立自主，不受動搖。人體不但超乎想像的複雜，而且具有自我修復能力，我認為笛卡兒的「人體即機器」論點並不合乎人體的真實寫照。至少到目前為止，我尚未經歷過一部車或一輛腳踏車能夠自動修護。反觀人類的身體，每一秒鐘都透過不可思議的繁複工程，朝著目標啟動無數的自我修復機制。

雖然我見到父親在龐大的壓力下孤軍奮鬥，但是我也記得許多感激的病人帶著花束和巧克力禮盒前來道謝。我親眼見證了自然療法是具有功效的醫學，但是卻未獲得應有的肯定。或許這也激發了我內心的鬥志、倔強不服與反抗精神。

近年來醫學的發展日新月異，尤其分子生物學震撼性的開拓了新視野。但是在我讀大學的一九八○年代裡，學術界人士的世界觀仍然極端傾向機械論。現在看來，實在荒謬至極。舉例來說，我還記得在我進行內科醫師專業培訓期間，有次在每週研修課程中介紹「精神壓力可能導致心肌梗塞」的研究報告。結果我當眾被嘲笑，在座的人露出譏諷的口吻問我：「你認為這可能嗎，米夏爾森？」「生氣會讓血液凝固？還是會怎樣？」之後，不計其數的研究報告足以證明，生氣與恐懼確實會使動脈變窄，引發血液凝固和危險的血栓，繼而導致心肌梗塞。

當我成為醫生時，正值「以權威專家為標準之醫學」轉變為「以證據確認療效之實證醫學」的時期。實證醫學是加拿大臨床流行病學家大衛．薩克特（David Sackett） 提出的訴求，並在國際間備受推崇與貫徹。

在此之前，被當成「神人」膜拜的權威醫生，一向把自己的觀點視為不可變更的金科玉律（在他們編寫的教科書裡到處可見），可是突然間，卻被要求提出研究報告以及完善、具系統性的臨床經驗文獻，以便證明他們的治療方式確實有效。這項改變一方面讓醫生行醫時更具理性，但是另一方面，在沒有相關研究報告可供參考的情況下，卻也導致了醫學界開始忽略非常簡單的常識與人生智慧。以一個事實為例：比起雙腳冰冷，雙腳溫暖讓人更容易入睡。此外每個醫生其實都從經驗中得知，哀傷或氣憤可以讓人「心碎」，但是因為無法解釋這種身體機制，就乾脆置之不理。況且大家後來才清楚的真相是：「投資報酬率」越高的東西，就越容易成為研究項目，例如可申請專利的藥品。反之，藉著熱水足浴用品很難賺大錢，相對的也就難以籌出研究資金。

不過，我的前上司瓦特．提姆（Walter Thimme）一直都能敞開心胸的看待新知識。他是一位經驗非常豐富、徹底遵循科學的教授。在巡視病房時，他會審查每一個病人的治療過程並提出檢討。此外，他也是專業醫學月刊《藥物信函》的發行人之一。他教導我，特別是慢性病患經常服用了過多藥物，因此務必不斷檢查每一顆藥對病患真正的用處。我們有許多極具建設性的深度討論，他不但越來越常針對我的論點提出質疑與批評，每到最後也向我建議：「關於這個，你不妨就寫一篇文章吧」。也因此，我得以在醫學月刊裡描寫藥草的功效或者營養扮演的角色。二○○一年我受他邀請，在他的退休惜別會上進行演講，專題是輔助醫學在心臟病學的角色。在那場與主流醫學人士展開談論的過程中，我獲得了非常正面的經驗。這讓我更加深信，我們正在正確的路上向前邁進，而且自然療法值得我們繼續推展。

有幸參與嚴謹的培訓過程

在我的醫學院生涯裡，周遭沒有人和我一樣有傳統自然療法的家庭背景。但是我們工作小組所探討的課題，是已故前德國聯邦總統的伯父維克托．封．魏茲賽克（Viktor von Weizsäcker）的醫學研究，他同時也是身心醫學的創始人之一。他主張採用人類學和傳記式的方法探究病史，強調在治療上，應從病患的人生藍圖著手去理解這個人。當時我們的工作小組，集結了即將成為內科醫師、神經學醫師與心理醫師的同學。一直到現在，我與其中幾位仍舊保持緊密連繫。他們都努力的看待整體，不專注於單一部分。

除此之外，我早就認為傳統知識與現代醫學不必互相對峙，而是完善的相輔相成。我服務過的柏林洪堡大學附屬醫院心臟內科，是一個大單位，備有一百二十張病床、緊急醫生專用救護車、加護病房，裡面應有盡有的醫學設備，著實令人驚嘆。同時我們的教授在學術上訂立極高的要求，每週一我們必須閱讀《新英格蘭醫學期刊》最新的相關論文，然後開會討論。我覺得這種學術要求非常好。我們部門所採行的正統醫學，不但要求特別嚴謹，而且減少藥物施用—並非所有服用乙醯柳酸（俗稱阿斯匹靈）這類血液稀釋劑的病患，都必須馬上吃胃藥。也不是每一個胸腔作痛的病人，都必須立刻被帶進心導管室檢查。而是以科學的角度客觀論證，但是依據病患的個人情況進行主觀的審核。

主流醫學大多只求治標而不治本

可惜心臟科的處境與這個實際標準相去甚遠。因為心導管插入術是醫院生財的管道，所以現今在德國進行這項檢查的決定也十分迅速—每十萬人口當中，每年就有六百二十四次。在其他「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國家平均只有一百七十七次。

我們德國人的健康，有因此比其他國家人民受到更妥善的照顧嗎？沒有。因為統計資料也顯示，進行心導管插入術不見得可以延長平均壽命。擴張冠狀動脈可以在心臟病發作時拯救性命，但是像我們這樣以「預防」的心態頻頻進行心導管插入術，並沒有用處。既然如此，為何還要誘使病人相信心導管手術如同修理管線一樣，可以修復體內血管？這樣一來，他們就沒有必要改變生活壓力等負荷因素？國家醫療保險機構花費在這裡的錢，還不如用在其他更有意義的地方。

當我還是年輕醫師時，在心臟科的加護病房以及心導管室裡，已經學習著提出諸如此類的問題：治療可以為病患帶來哪些結果？這個問題並非問得理所當然。因為分科精細的專業醫學講究高效率，最主要的任務在於剷除當下的病症。病患是否從治療中獲得中、長期的益處，並非重點。

在緊鄰心導管室的恢復室裡，我也學到很多。那裡是病人在完成心導管手術之後還需躺著十至十五分鐘的地方。常見的是，負責插入心導管的醫師在拔除血管導管之後，還親自在這十至十五分鐘內壓按病人的腹股溝，以防止出血。病人這時候很慶幸自己已經安全通過手術，也很高興能夠與人交談。我大多問他們是否想過罹患心臟病的原因—這被稱為「對疾病的主觀評價」。每個病人都應該為自己找出一個生病的原因：「我有太多壓力」「我長期失業」「有家族遺傳」等諸如此類。即便在醫師的眼裡，這類評價經常只有一部分正確，但是卻能透露一些重要細節。這是在與醫師談話時—大多是病人必須傾聽—從不曾提出討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