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富有、更睿智、更快樂：投資大師奉行的致富金律

頂尖投資人如何思考

我對「投資」這件事執著了二十五年。一開始，投資並不像是個我會沉溺其中的領域。我從沒修過商務或經濟的相關課程，我缺乏數字天分，也完全搞不懂深奧難解的會計學。我拿到英國文學學位、離開牛津大學後，為幾家雜誌評論小說，撰述詐騙犯和謀殺犯的人物側寫。滿懷抱負的我，自恃尊高的夢想是成為在文壇上占有一席地位的作家，很容易對於像賭場般的華爾街嗤之以鼻，不屑那群金錢至上的粗俗投機者。《紐約時報》送到家門口的時候，我會把經濟版直接丟掉，看都不看一眼。

但在一九九五年，我和哥哥賣掉了我們共同持有的公寓，我分得一半的售屋款，因此突然有一點現金可以用於投資。我開始手不釋卷地閱讀關於股票和基金的書籍，渴望讓這一小筆橫財錢滾錢，這喚醒了我心中的賭博欲。一九八○年代，我在英國度過青春期的時候，曾有一段時間沉迷於賭博。十五歲那年，我就讀於伊頓公學（Eton College），常常會在靜謐的夏日午後溜出學校，在溫莎城堡附近一家「賭注登記人」那裡待上幾小時賭馬，而我的同學們這時候不是打板球就是划船。我原本應該成為一位優雅的英國紳士，就像英國首相鮑里斯．強森、威廉王子，還有這六百年來每一個伊頓公學畢業生，我卻用「麥克．史密斯」這個假名登記了一個非法的下注帳號。

引燃我熱衷於賭馬的原因，並不是我對這項運動的熱愛，也不是駿馬的莊嚴美感，而是我渴望不需努力就能賺快錢。我認真看待這件事，寫下關於馬匹和賽道的詳盡筆記，用彩色原子筆標記每一次下注的勝利和失敗。我的十六歲生日因為和父母吵架而沒能過成，起因是他們拒絕幫我訂閱昂貴的英國賽馬權威刊物《態況》（Timeform），它專門提供馬匹評分的資訊。我對父母感到氣憤難平，覺得他們阻擋了一條讓我通往無盡財富的康莊大道。不久後，因為一連串令我幻滅的賭博輸錢，我徹底放棄了賭馬。

十年後，當我開始閱讀投資相關書籍時，發現股票市場也提供了類似的刺激，但是成功率遠高過賭博。我覺得只要能在思考上比其他人棋高一招，股票就是能讓我賺錢的完美途徑。但想當然耳，我當時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話雖如此，但我擁有一個無與倫比的優勢：我是新聞工作者，可以訪問投資業的佼佼者，滿足自己這個最新的嗜好。

接下來的幾年，我為《富比士》、《金錢》、《財星》和《時代》等雜誌訪問了許多傳奇投資人，也一再遇到一個令我好奇至今的大哉問：是哪些原則、程序、洞察力、習性和個性，讓這一小群人最後擊敗大盤，變得出奇富有？更重要的是，透過研究這些特異的投資人，以及「逆向工程」學習他們的致富之道，你我該如何獲利？這些問題就是這本書的核心。

令我開心的是，我遇到的這些投資人大多很有魅力，而且作風獨特。我曾搭機飛往巴哈馬，和全球投資之父約翰．坦伯頓爵士（Sir John Templeton）相處了一天，他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操盤手，住在位於加勒比海、恬靜的萊福德凱伊社區。我曾前往休士頓，與法耶茲．沙羅菲（Fayez Sarofim）會面，他是充滿神祕感的埃及裔億萬富翁，綽號是「史芬克斯」（人面獅身像）。他的辦公室裡掛著艾爾．葛雷柯（El Greco，西班牙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威廉．德庫寧（Willem de Kooning，西班牙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的畫作，還有一片從一間敘利亞教堂運來的十五世紀拼花地板。我曾訪談綽號「禿鷹」的馬克．墨比爾斯（Mark Mobius），他搭乘一架灣流私人飛機跑遍開發中國家，機上擁有鍍金配件和鬣蜥皮椅，這架飛機是向一位落難的中東大亨買來的。我訪談過邁克爾．普萊斯（Michael Price），這個熱愛打馬球的億萬富豪總是嚴厲對待表現不佳的執行長，因此成了「華爾街最嚇人的王八蛋」。我見過赫爾穆特．弗里德蘭德（Helmut Friedlaender），他在一九三○年代逃離了德國，只有在為了攙扶當時是少女的妹妹起身，還有買帽子的時候才停下腳步，他說「因為紳士旅行的時候一定要戴帽子」。他喝佩楚酒莊的葡萄酒，蒐集珍貴的中世紀古書，交易的物件從咖啡期貨到帝國大廈應有盡有。他在九十幾歲的時候告訴我：「我活得精采萬分。」

頂尖投資人享有長壽和富裕，很可能是因為他們習慣了冷靜地分析事實、趨勢、機率、風險報酬率，以及避開重大災難的重要性。愛德．索普（Ed Thorp）認為我們每一個行為都應該由一種「廣義的理性」來引導。比方說，他知道自己處於「情緒模式」的時候比較容易做出錯誤決定。所以，如果他「感到惱怒或在生某人的氣」，他會後退一步，自問「你究竟知道什麼？你的感受是否合理？」，而他的分析常常指出他的有害反應缺乏依據。「我們常常在不該下定論的時候妄下定論，」他表示：「因此，我認為『抑制住評判』是合理行為的關鍵環節。」

這一切都讓我相信，投資業真正的巨人能幫助我們變得更富有、更睿智，也更快樂。

複製巴菲特的人

大學畢業後，莫赫尼什．帕布萊（Mohnish Pabrai）應徵到Tellabs網路服務商的工作。後來，他在一九九○年創辦了名叫TransTech的科技顧問公司，資金來自七萬美元的信用卡借貸，以及從他的退休金帳戶裡拿出來的三萬美元。一般人根本無法承受這麼高的風險，但他向來有種賭徒心態。

TransTech業務蒸蒸日上，後來擁有一百六十名員工，帕布萊在一九九四年把一百萬美元的獲利放進儲蓄帳戶，這是他第一次擁有可以用於投資的戰備基金。那年，他在希斯洛機場為了打發時間，買了彼得．林區所著的《彼得林區選股戰略》。他就是在這本書裡第一次聽說巴菲特。他震驚地得知，波克夏．海瑟威的主席兼執行長從二十歲開始，每年的投資報酬率高達三一％，而且這種佳績持續了超過四十四年。在複利的神奇效應下，於一九五○年投資的一美元，到了一九九四年會成長成十四萬四千五百二十三美元。帕布萊得出了一個合理結論：巴菲特不是白癡。

帕布萊小時候聽過一個故事：據說有個印度人發明了一種棋，他向國王展示自己發明的遊戲，而國王表示要給他獎賞。遊戲發明者的請求如下：在棋盤上的第一格放下一粒米，在第二格放下兩粒米，在第三格放下四粒米，以此類推，一直放到第六十四格。算術不佳的國王答應了這項請求。算術精明的帕布萊解釋，那位國王欠下了18,446,744,073,709,551,615粒米，在今日價值大約三百兆美元。帕布萊把這個故事牢記於心，立刻明白了巴菲特掌握了複利這個遊戲。巴菲特在四十四年裡把資金翻倍了十八次，持續邁向「全球首富」的地位。

這引發帕布萊思考。如果他能摸清楚巴菲特如何挑選股票，並模仿巴菲特的致勝之道，會有什麼結果？帕布萊所謂的「一場耗時三十一年的遊戲」就此展開，他要把一百萬美元翻倍成十億美元。「我的動機不是變得有錢，」他說：「而是贏得這場遊戲。這也是巴菲特的動機：透過成果來證明自己拿出了最佳表現，我是最厲害的，因為我遵照了規則玩這場遊戲，我贏得光明正大。」

帕布萊如何克服「想成為億萬富翁」所帶來的挑戰，這對我們每個人來說都是寶貴教訓，不只是投資人，而是人生各個層面。他沒嘗試做徒勞無功的事，像是發展新的演算法來利用市場中微妙的定價異常，而是找出了最會玩這個遊戲的玩家，分析對方為何如此成功，然後複製此人的做法，並對細節觀察入微。帕布萊把這個過程稱作「複製」，我們也可以把它稱做建模或模仿，但是名稱並不重要。選擇這個技巧的人，更在乎的是獲勝，而不是這麼做聽起來是否值得尊敬、會不會引人側目。

帕布萊複製了巴菲特，後來也複製了巴菲特的博學搭檔查理．蒙格，結果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頂尖投資人之一。從二○○○年到二○一八年，他的旗艦對沖基金的報酬率竟然高達一、二○四％，而標準普爾五百指數的只有一五九％。他從一九九九年七月開始管理基金，你如果當時在他那裡投資十萬美元，到了二○一八年的三月三十一日，你的錢就會增長到一百八十二萬六千五百美元（已扣除手續費和其他費用）。

對帕布萊而言，成功投資的訣竅之一，就是避開任何「太難判定」的項目。舉例來說，他從不考慮在俄國或辛巴威之類的國家投資，因為這些國家向來不尊重股東的權益。他不考慮任何新創公司和首次公開募股，因為這種領域深受業務炒作和過高期望所影響，他不太可能找到超值股。他也從不搞賣空，因為上檔的極限是百分之百（如果股價掉到零），而下檔沒有極限（如果股價狂升）。他問道：「何必拿這種機率下賭注？」他基本上也忽視無比複雜的宏觀經濟學，而是專注於少數幾個關鍵的微觀因素，這些因素比較可能影響特定業務。一言以蔽之：簡單才是王道。

我們剛剛討論的這些基本原則非常健全，也未曾讓帕布萊失望。但真正不可思議的是，這些都不是原創想法。他的投資生涯所依據的每個重要想法，都是從巴菲特（還有蒙格）那裡偷來的。我在寫下這個評論時覺得有點不安。我列舉的這些想法都是帕布萊從別人那裡偷來的，我又怎麼有辦法說出任何新穎或深刻的論點？但這其實就是重點。他的優勢符合一項事實：他不在乎你我是否認為他剽竊了別人的想法，只在意哪些想法有用。

有天晚上，我和帕布萊在爾灣一家韓國餐廳共進晚餐，我問他為什麼一般人並沒有以他這種有系統的方式複製別人的做法。他嚼著一道叫做「地獄辣牛肉」的菜，對我說：「因為他們臉皮沒我這麼厚。他們的自尊心比較大。你如果想當個強大的抄襲狂，就必須把自尊心放在門口。」

有能力承受痛苦

大家常常以為知名投資人是天生好命，活在一個財富與特權的繭中，與逆境絕緣。但我和這種投資人相處過不少時間，見過他們遇到的麻煩和悲愁，像是痛苦的離婚、孩子生病，以及令人不知所措的強大壓力。他們的財富也絕大部分取決於捉摸不定、瞬息萬變的金融市場，它可能毀了他們的夢想，讓他們因為自己的傲慢自大而遭到懲罰，還得任憑世人觀看並取笑他們的錯誤思路。莫赫尼什．帕布萊表示，所有頂尖投資人都有一個不可或缺的特點：「有能力承受痛苦。」

二○一七年，我來到傑森．卡普（Jason Karp）的時髦辦公室，它位於紐約一棟摩天大樓的三十二樓，窗外的中央公園美景一覽無遺。卡普當時擔任陀飛輪資本合夥公司（Tourbillon Capital Partners）的執行長兼投資長，是投資業的明日之星。他在一九九八年以全校前四名的優異成績畢業於華頓商學院，進了SAC資本顧問公司擔任投資組合經理，表現優秀，後來創立了投資業有史以來最炙手可熱的對沖基金之一。他的公司在前三年內就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獲利，並迅速吸引超過四十億美元的資產。卡普英俊、迷人、聰明，而且幹勁十足，似乎注定就是戰無不勝。

但在二○一六年，他的旗艦基金跌了九．二％，部分原因是他在醜聞纏身的威朗製藥公司上押注失敗，他以為等市場發現這家公司其實不算太糟時，它的股價就會回彈。與此同時，標準普爾五百指數回升了一二％。這是卡普十八年職涯中最糟的一年。更糟的是，二○一七年打從一開始就不順利，他的基金在年尾時虧損了一三．八％。卡普以令人安心的坦率口吻描述第一次失敗對他造成的影響。「去年一整年實在讓我蒙羞，」他說：「我很看重這個遭遇，也被很多人責怪……覺得自己去年一整年都在道歉，這算是滿不尋常的，而且這些經歷讓我對自己充滿懷疑—我的能力是不是退步了？是不是變笨了？是不是沒用了？」

卡普表示，換做以前，他的投資報酬率有時候「高得幾乎令人難以置信。每個人都想知道你用了什麼祕密醬汁。為什麼這麼厲害？這些稱讚真的會影響你。」但現在，他覺得自己彷彿「從最高點掉到最低點。感覺簡直就像他們期望我們是不死之身……結果卻看到我們露出凡人的一面」。

卡普在一九八○年代長大，當時曾沉迷電玩遊戲，瀕臨「超級不健康」的程度。但他現在認為，這段揮霍掉的青春「相當具啟發性與幫助」，讓他為投資職涯做好了準備。「電玩遊戲在寓意上的一個優點，就是你玩的角色會一直死。」他解釋：「你玩、玩、玩，然後死掉。你玩、玩，然後又掛了。」這種無害的方式讓人學會「接受重複不斷的失敗和挫折。你會變得處變不驚，繼續努力，而這就是投資」。

卡普表示，幫其他人管理金錢的麻煩之一，是「你會天天受到嚴格審查，被拿去和每個人比較」。但你的短期獲利率並不能有效地反映自己的才能、工作態度和長期前景。「每個星期，你都會因為自己無法控制的事情而遭到別人批評」。 這種缺乏控制的感覺很折磨人。卡普遵循一套合理又一致的投資過程，但他開始產生一種「非常、非常不舒服的感覺，過程和結果之間似乎沒有明顯的關聯」。他表示，科學家在實驗中用點心或電擊的方式，誘導動物不斷地拉扯桿子，做出隨機反應，這麼做會使得動物「失去理智」。他在一個變幻無常、缺乏邏輯的市場裡買賣股票，開始同情這些倒楣動物的處境。

「市場裡有太多隨機性，會害你發瘋，」卡普說：「只有具受虐傾向、腦子天生異常的人才有辦法長期做這種工作……這簡直就像讓自己不斷承受酷刑。因為你判斷正確的時候，會覺得很愉快，但你常常會判斷錯誤，而且必須堅持玩下去。」 卡普體認到想在市場和人生取得成功，「韌性」就是先決條件。他是熱愛競爭的運動好手，大學時，曾是全美學術和全常春藤聯盟的壁球比賽選手。但在二十歲出頭的時候得了幾種危及性命的自體免疫疾病，醫生們說他會在三十歲之前失明。令他們意外的是，他徹底改變了營養、睡眠和舒壓方式，結果完全康復。出於對健康和永續發展的熱愛，他在陀飛輪公司的辦公室裡安排了健身房、冥想室，以及備有營養食物的廚房，他甚至禁止辦公室裡販賣汽水。在雇用職員方面，他專門招募一些證明有能力從挫折中恢復過來的人，還找了個前中情局偵訊員來幫他挑選。

但在二○一八年，卡普決定退出這一行。他覺得自己的「個人優勢消失了」，這個市場愈來愈被指數型基金和電腦交易主導，他並沒有給這個市場帶來明顯價值。他原本是可以繼續做下去，再賺兩年的高昂管理費，但他無法忍受自己的平庸表現。所以收掉了基金，把十五億美元還給所有股東，退出了對沖基金這一行。 我在二○二○年再次見到卡普，他告訴我：「我在陀飛輪公司最後那幾年患有憂鬱症，我甚至在事業高峰的時候也罹患憂鬱症。」金錢、讚美和奢華的生活風格並不讓他覺得快樂。「我賺到的錢確實夠讓自己花好幾輩子，」他說：「但對我來說，這總是感覺有點空虛……我覺得自己的靈魂正在敗壞。」他在擔任股票交易員的時候就是穿梭於短期賭局之間，他也察覺到自己的工作成了某種癮頭。他說：「它只是一種哄抬價格取勝的強迫性遊戲。我其實並沒有建造任何實質的東西。」

卡普以前扭轉過自己的人生。他在二十幾歲時恢復健康，是因為接受一種「超乾淨」的生活方式，遠離加工食品、酒精、咖啡因，甚至含有化學成分的洗髮精和體香膏。如今四十幾歲的他又一次自我再造。他決心創造擁有「持久價值」的東西，最近推出最新的事業：一家名叫HumanCo的私人控股公司，將支持並培育「能幫助人們過更健康生活」的公司企業。這是很特殊的利基市場，他相信自己在這個市場裡有優勢。此外，他的公司專注於乾淨生活和永續發展，這也完全符合自己的價值觀。

為了從頭來過，卡普也帶妻小離開了曼哈頓，搬去德州奧斯汀：「這個健康生活的聖地擁有更好的天氣、更多戶外生活，沒有州稅或市稅，而且擁有紐約那些疲憊的金融人員欠缺的正面心態。」事實證明，他最想要的不是金錢，而是平衡又健康的人生，建立一家「使命導向」、幫助世人的公司，而且對自己的命運有更大的控制力。所以他現在覺得如何？卡普坦承：「我已經二十年沒這麼健康快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