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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期間,出席在西雅圖登場的中美網路論壇,與臉書創辦人佐克柏握手,網路上戲稱他與「404 NOT FOUND」的創辦人會面(因為中國無法直接連線臉書,資訊遭到屏蔽,查無資料)。也有消息說,兩人握手代表臉書進軍中國有譜,時間點很可能在明年初,中國是否真的會開放臉書?臉書能讓中國言論進一步更自由?還是成為另一個在中國聽命政府的社群媒體?
另一個場景,習近平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發表促進婦女權利的談話。然而今年國際婦女節前夕,才有5名女權人士,因計畫對女性搭乘交通工具被性騷擾的議題提出抗議,卻遭到中國政府逮捕監禁。正在爭取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希拉蕊,也忍不住跳出來抨擊習近平「Shameless」。
這趟中國國家主席訪問美國的大事,中國試圖展現泱泱大國的氣度,但是在外界的眼裡,不免有所質疑,中國究竟是想要走向民主化,還是做做樣子?美國政府的內部研究報告怎麼看中國的?中國會民主嗎?或者面臨哪些重重障礙?萬一民主化失敗對世界有何影響?台灣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這樣的中國能相信嗎?與中國接近的台灣人更應該了解中國未來發展。
中國會變成一個難搞的惡鄰嗎?
整理自 2016~2030全球趨勢大解密:與白宮同步,找到失序世界的最佳解答
美國總統歐巴馬與國務院都仰賴的《全球趨勢》研究報告前主筆馬修‧巴羅斯,在新書《2016~2030全球趨勢大解密》中提到「中國正走到一個棘手的政治轉折點」。在未來幾年,中國的國民所得將會超越一萬五千美元的門檻。我們從以前的案例得知,這個所得水準往往會觸發政治自由化,尤其是伴隨高學歷與成熟的年齡架構,民主的中國可能會讓民族主義的氣勢更加高漲,使中國與鄰國之間已經緊繃的關係更趨緊張。
作者認為,從歷史來看,民主化往往無法順利進行,我們應該為動盪的過渡期做好心理準備,這個過程可能使中國變成難搞的鄰國與合作夥伴。政治平順轉型的關鍵在於中國持續提高生活水準的能力,將可以幫中國避開中等收入陷阱。對多數國家來說,這個過程相當困難。一九六○年屬於中等收入的國家中,到了二○○九年仍有近四分之三的國家是中等收入或退回到低收入。成功晉升到高收入的國家絕大多數是西歐國家與日本。
南韓在過去十年左右也晉升為高收入國家,很多人認為那要歸功於一九九七∼九八年亞洲金融危機對南韓造成的重創,迫使他們做出晉級所需的結構改革,南韓經濟為此放棄中央規畫與政府主導的投資模式,改採市場導向的模式。最近一項研究探討南韓與其它晉升高收入的國家,認為它們之所以能夠晉級,是因為成功改變結構與現代化的背後有強大的社會與政治共識。
大眾的不滿已日益增加,二○一二年皮尤研究中心調查,五○%的中國受訪者表示貪污是一大問題,比二○○八年民調的比率三九%還高。習近平上任後加強肅貪,以因應民間日益高漲的不滿情緒,但他也對中國蓬勃的微博(相當於推特)等社交媒體加強審查。許多中國人使用微博來表達他們對官員貪腐與環境惡化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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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法治的後果與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此外,中國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缺乏法治。有個與三中全會相關的新聞是需要建立「法治國家」,中國必須「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維護人民權益」。習近平近日也強調「建立公正權威司法制度」的需要,在此同時他也不忘重申長期堅持黨的領導。這將會是一場硬仗,一項研究估計二○○一到二○一○年間,中國是全球非法資本外流最嚴重的國家,總金額高達三.八兆美元。外商抱怨在中國經商日益困難,部分原因在於當地的司法制度缺乏透明。
我在麥肯錫公司的協助下所做的經濟模型顯示,中國的成敗對全球榮景會有天差地遠的影響。萬一中國失敗了,全球總收入會比樂觀情境少二十七兆美元,中國經濟與政治的基礎改革仍難以捉摸,貪腐、社會動盪、金融體系脆弱,粗劣已久的基礎設施將進一步惡化。幾年前,亞洲開發銀行為二○五○年的亞洲預測了幾個情境:如果中國與亞洲無法脫離中等收入陷阱,它們將會開始失勢,達到西方生活水準將會遙遙無期。
作者親自與中國官員交換意見
作者在擔任《全球趨勢》主筆期間,向中國的官員、學術界,以及智庫的專家針對局勢交換意見。一開始,他們對全球化抱持比較懷疑的觀點,顯然是看到中國會因此獲得龐大的利益,但也擔心會造成政治與社會分裂。對中國人來說,全球化讓國家之間的關係更加緊繃,但更重要的是,全球化也使各國國內的緊張局勢加溫,尤其是中國自己。如果離開沿海城市往內陸走,那裡仍然充滿匱乏和貧窮,這樣的對比非常明顯。
「我覺得我們真的是活在一個充滿不確定、風險、混亂的時代。」一位中國官員這麼說,他覺得《全球趨勢》報告需要更強調那個想法,同時也憤恨不平地指出:「歐巴馬說,中國與印度無論如何都不可能達到美國那種生活方式,但他沒說我們該如何阻止大眾變成中產階級的消費者。」再者,中國的中產階級崛起可能「造成新的問題」,因為他們會「要求資源和成長」。
中國企業有多少創新能力?
作者也指出,中國正處於改革動盪期。過去幾版《全球趨勢》都強調「非國家部門」的重要,無論是指權力極大的個人、跨國企業、非政府組織,或是組織犯罪和恐怖主義等邪惡網絡。對中國來說,他們比較難以理解非國家部門。
改革與貪腐的影響
為了因應個體權力增加與強大的非國家部門,中國必須打造創新經濟,但他們都擔心中國無法朝這個方向邁出下一步。有位學者擔心真正的創新是「間歇發生,而不是持續的」。許多人擔心,即使再過一、二十年,中國還是無法推出像iPhone那樣的創新:「過去二十年間,美國的狀況一直不太好,但美國依然可以發明出其它國家做不到的iPhone與iPad,包括中國與印度都做不到。」
一位著名學者與政府高官針對中國的部分做出總結:「我們在經濟改革、社會改革、政治改革方面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經濟改革比較容易,現在我們是把重心放在社會改革,以消除社會的不平等。政治改革則起步較早,一九八○年代就開始了,但也最為困難。現在貪腐惡化到極點,對共產黨與一黨獨大的正統性都是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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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出現新的冷戰?
他們對未來國際關係的看法,是把焦點放在中國與美國如何對待彼此上。有人說:「我覺得可能會出現新的冷戰,不是零和競爭,但是美國與中國都會採取避險策略—這是最糟的情境。我擔心兩國出現最糟情境的機率都在提升。我們應該降低最糟情境發生的機率,把握合作機會。」
其他人則認為情況會更糟:「將來中國與美國對決是必然的—不見得是軍事對決,但其中一方會強迫另一方接受它的主張。萬一兩國發生衝突,對區域安全與世界安全都是最大的威脅。我覺得,一些美國人認為中國的發展對中美關係是個挑戰。」
沒有人認為G2世界(中美「掌控」世界)是可行的。一位中國高官說:「世界上有許多國家,我們該如何讓他們攜手合作,達成目標?你需要讓一群國家也當主角,不是只有中美獨大。」
民族主義興盛,中國與鄰近國家的衝突日益頻繁
這些討論大多是發生在二○一二年五月。後來出現了什麼變化?中國為了爭搶東海上的小島,對日本採取強硬的態度;為了爭搶南海上的小島,對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的態度強硬。這些強勢行為導致中國與鄰國之間的關係更加緊繃,促使那些國家轉而投向美國的懷抱,破壞了中國提振區域地位的機會。美國的戰略「轉向」東亞,不僅是來自中國鄰國的「拉力」,也源自於美國想在經濟重要性日漸增強的亞洲,捍衛其世界地位的「推力」。
中國領導人似乎認為,加強宣傳民族主義可以掩蓋國內的分歧,動員全民邁向另一波的經濟發展,但中國為此付出了昂貴的代價。以前鄧小平主張中國應該維持和平的外部環境,而不是威脅鄰國,而中國依循鄧小平的主張所得到的成果,如今全部遭到逆轉。如果中國的最終目的是排擠美國,獨霸東亞,它在海權方面的強勢作法不免讓鄰國起疑,而且這些疑慮不會輕易消失。
美國精英不信任中國
在美國方面,對中國精英階層的不信任已經增加,二○一三年年中,皮尤研究中心調查,美國人對中國的態度從二○一一年以後突然變差,五二%的美國人對中國不滿,只有三七%的人對中國有好感。二○一一年的輿論則是正好相反:五一%有好感,僅三六%對中國不滿。許多聽過《全球趨勢》簡報的政策制定者,對於他們希望看到強大的中國或是積弱的中國,意見紛歧,但是我覺得這沒有什麼好爭論的,中國強大對美國長遠來說是有益的,中國積弱對全球經濟與東亞安全都是比較大的威脅。萬一中國經濟失敗,民族主義的態度與行為將會更加惡化,可能在無形中增加美國的軍費開支,雖然中國強大意味著有更多預算花在軍事上,但也表示中國更有信心完成政治改革。
未來比較可能出現的情境是,中國既不弱也不強,但是為了轉型,他們會掙扎一段時間。中國將會持續發展,變成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但是隨著每個人獲得的利益逐漸減少,以及政府加強打擊特殊利益者(那些人反對改革步調太快),大眾的不滿將會與日俱增。宣揚民族主義仍是宣洩民怨的安全閥,但我覺得我們不會看到釀成任何大型戰爭的轉折點。最大的擔心是,在這種情況下,由於民族意識日益高漲,更難抑制任何小事件,政府很難避免事件發酵擴大,尤其是涉及日本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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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不僅能幫助我們思考未來,也能讓我們思考塑造未來的方式。
2016~2030全球趨勢大解密:與白宮同步,找到失序世界的最佳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