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明亮的人，如何能理解黑暗？：《罪行》德國律師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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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柏林市中心的波茨坦廣場碰面。索尼中心的屋頂是依照富士山的意象而建，那是日本的聖山，眾神住在那裡，據說會保護我們。我們喝了一杯咖啡，廣場上有幾百個人，你可以購買手機、首飾、報紙和紀念品，或是為眼睛做個雷射手術。

從這裡到基輔不到一千四百公里，飛行時間只要兩小時，那裡是個全然不同的世界。這位律師三十多歲，是個瘦削的女子，穿著單薄的洋裝，顯得柔弱。但是她槓上了所有人—槓上了所謂的頓內次克人民共和國和盧干斯克人民共和國，槓上了非正規軍隊，槓上了俄羅斯聯邦和普丁本人。她說起她國家的酷刑—在各地有超過七十五間地窖，男男女女在那裡受到折磨、殺害，或是被強行帶走，像動物一樣被關起來。為了壓制反抗，那些強暴、刑求、謀殺都是有計畫地在進行。那些人想讓東烏克蘭成為俄國的一省。這位女律師說：「基本人權在我們的國家並不存在，就連單純的法律都不再適用。」她說她的組織能做的就只是記錄這些罪行。她曾看見地窖牆上的血跡被洗去、遇害者的名單被銷毀，以及死刑判決書被燒掉。那些施暴者也知道違反人性的罪行沒有法定追訴期。總有一天會需要證據來了解過去。

一個騎著滑板車的小孩撞上了鄰桌，一個疊了三層的冰淇淋掉在一名男子懷裡，他罵了一聲。我們忍不住笑了，在那一刻，這位女律師看起來就像是過著完全正常的生活。「為什麼不能永遠這樣呢？」她說。

我們談起彼此家族的過去。她的猶太裔祖父母被納粹逐出維也納，後來被納粹殺害。她的母親得以逃走，去投靠遠方的親戚，對方是烏克蘭的農民。這位女律師在基輔長大。她說她家族的命運是推動她的力量，所以她才能堅持下來。

我的祖父巴度爾．馮．席拉赫當時是納粹維也納大區的長官。一九四二年，他在一次演講時說：「每一個在歐洲活動的猶太人都對歐洲文化構成危險。」他負責將猶太人從維也納運走，所以也要對這位女律師家人的命運負責。他說那是「對歐洲文化的積極貢獻」。也許我之所以成為今天的我，也是因為對他這種言行感到憤怒和羞恥。

我問她：這些罪行從何而來？為什麼會有這些罪行？她的目光越過桌面望向空無，沉默不語，一會兒之後才說：「源自於仇恨。」她說：「即使發生在我國的謀殺行為不能和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相提並論，但事情永遠是源自於愚蠢的仇恨。」

她的手機響起，她站起來，說她得走了。她的眼神很疲倦。我們向彼此道別。

我再度坐下，再點了一杯咖啡。這是柏林夏末一個溫和悠長的下午。技術人員此刻正把巨大的螢幕掛上索尼中心，據說明天將有一部賣座全球的鉅片要上映，好萊塢巨星將會出席。

在幾公尺之外是人民法院，羅朗．弗萊斯勒（Roland Freisler）自一九四二年起擔任院長。他做出了兩千五百個死刑判決，由他主持的審判是被國家合法化的謀殺。他主持審理的過程有許多被拍攝下來。在一段影片中可以看見馮．維茨勒本元帥。他在被拘留期間消瘦了，有人拿走了他的長褲背帶和腰帶，他必須抓住他的長褲，免得褲子滑落。弗萊斯勒對著他大吼：「幹麼老是去抓褲子，你這個骯髒的老頭。」

一九四五年二月三日，柏林一片積雪，天空明亮清澈。同盟國聯軍在這一天進行了一場空襲。弗萊斯勒跑向防空洞，在法院的院子裡被炸彈碎片擊中，當場死亡。在他的公事包裡放著起訴法比安．馮．施拉布倫多夫的文件，那是位參與暗殺希特勒行動的年輕軍官。弗萊斯勒肯定也會將他判處死刑，一如在他之前的所有其他人。

戰後，施拉布倫多夫成了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法官，參與了許多重大裁決。當時，聯邦憲法法院發展出「人之尊嚴」這個法律概念。「人之尊嚴」擺在《德國憲法》的開頭並非偶然，「人之尊嚴不可侵犯」是這部《憲法》最重要的一句話。《基本法》的這第一條具有「永久保障」，只要《基本法》還適用，就不能更改。「人之尊嚴」是啟蒙時期的偉大理念，能夠化解仇恨和愚蠢，這個理念對生命是友善的，因為它知道我們的有限，透過這個理念，我們才在深刻而真實的意義上成為人類。可是「人之尊嚴」並不像一條手臂或一條腿一樣是人體的一部分，而只是個理念，它是脆弱的，我們必須加以保護。

來自基輔的這位律師說得對。根據柏林反猶太主義監察組織的資料，二○一七年在德國首都記錄有案的反猶事件共有九百四十七件，比前一年增長了六成。以仇恨的態度來面對世界是最可怕、最幼稚，也是最危險的。情況愈來愈糟，而且這些犯罪行為早已不再是邊緣現象。

埃里希．凱斯特納寫道：「過去必須說話，而我們必須聆聽。在那之前，我們和過去都不得安寧。」這話說得沒錯。我們必須理解我們如何成為今日的我們，也必須理解我們可能再度失去什麼。當我們發展出意識，並沒有什麼理由顯示，有朝一日我們的行事原則會與我們的猿人祖先有所不同。假如按照大自然的法則，我們就也會把自己所增長的能力用來殺死弱者。但是我們做了不同的事。我們為自己制訂了法律，建立不偏好強者，而是保護弱者的道德規範。這就是使我們身而為人的最高意涵：對他人的尊重。古波斯帝國的居魯士大帝在三千年前解放了奴隸，他宣稱人人都有選擇宗教信仰的自由，儘管出身不同，每個人都應該受到同等的對待，這在人類史上是頭一遭。居魯士大帝的律令就寫在《世界人權宣言》的前四條裡。今天如果我們不保護少數—不管他們是猶太人、移民、難民、同性戀者還是其他少數族群，我們就會重新陷入蒙昧之中。英國《大憲章》、美國《人權法案》、法國《人權宣言》，以及如今自由世界各國的《憲法》，這些都是我們的勝利，讓我們超越了自然，也超越了自己。就算我們極端厭惡去碰觸今日的暴行，也別無選擇。只有我們能夠去對抗這種野蠻、厥詞和猖狂。

我問過這位律師，問她為什麼承擔這一切。她說：「不然該由誰來承擔呢？」

20

在人生某個時候我們就不再有榜樣，因為我們知道得太多。對自己知道得太多，對別人也知道得太多。麥可．漢內克在我眼中是唯一的例外。藝術不是民主過程，也不是社會過程，正好相反，藝術必須毫不妥協，而我沒見過比他更不妥協的藝術家。他的作品精準、不流於濫情、毫無陳腔濫調──這一切經常在我想要放棄時使我振作起來。

亞由美來自京都，在柏林的藝術學院修習音樂。有三年的時間，她幾乎每天都坐在一間小小的練習室裡彈鋼琴。夏季裡她把窗戶打開，因為室內太悶。我的事務所就在藝術學院附近，有時我從她的窗下經過，就會停下腳步，用抽一根菸的時間聽她彈琴。偶爾我們會在一家咖啡館碰面，她喜歡西洋梨蛋糕。我們聊起她的練習、她的老師，聊起俳句這種日本短詩。她說俳句就像音樂一樣直接，人人都能立刻理解。她特別喜歡僧人良寬圓寂之前口授的一首俳句，由一位尼姑聽寫下來。亞由美在一張餐巾紙上用德文和日文寫下這首詩，分別用這兩種語言朗誦給我聽：

有時露出背面，
有時露出正面，
一片飄落的楓葉。

在我第四次或第五次跟她見面時，發生了一件怪事：她在一句話說到一半時忽然住口，看出窗外，一動也不動。過了幾秒鐘之後她才繼續說話，彷彿什麼事也不曾發生。幾個星期之後，這種停頓的時間變長了，我終於問了她這是怎麼回事。

「喔，」她說，「我掉出了時間之外。」最先消失的是語言，然後是咖啡館、樹木、人行道，最後是她自己。在這種時刻一片寂靜，日常所受的傷害煙消雲散，黑暗和沉重也煙消雲散。她說這至少是個開始，說時露出微笑。當時我以為我懂得她的意思。我錯了。

她在畢業演奏會上昏厥，癱倒在地上，頭部撞到鋼琴。一輛救護車把她送到醫院，照了X光，醫生發現了一顆腦瘤，有乒乓球那麼大。

她的父母從日本趕來。她父親身材矮小，戴著厚重的牛角框眼鏡，她母親穿著一件黑色洋裝。他們向醫生鞠躬，非常安靜。當我最後一次見到亞由美，她已經無法言語，嘴脣就跟皮膚一樣蒼白，看起來彷彿沒了嘴巴。幾天後她就死了。

她的父母希望把她葬在家鄉。我協助他們處理相關文件，我能做的就只有這麼多。我們看著那個木箱被推進飛機的貨艙。那是個普通木箱，平常用來運送衝浪板、落地燈或是鋁合金型材。但是在那個木箱裡有一具棺木，棺木裡有一個焊死的鋅槽，裡面裝著木屑、泥炭和穿著白色洋裝的亞由美。

那架飛機起飛了，就像當日的其他每一架飛機。我仍然坐在機場大廳裡，等待著某件事將會發生。眾人看著他們的手機，點了食物和飲料，討論足球比賽的結果。就只有這樣。我搭了計程車回家。

這一天晚上我第一次觀看漢內克執導的《隱藏攝影機》。那時我擔任刑事辯護律師已經超過十年，但是直到那晚在戲院裡我才頭一次明白究竟什麼是罪過。心理學家和精神科醫師說沒有罪過這回事，他們以為這種話會有幫助，而或許也的確有幫助。但事實並非如此。我們每一天都在犯下罪過。在漢內克執導的《完美結局》裡，人們殺人、傷人、欺騙、隱瞞。他們沒法不這樣做。他們站在彼此旁邊，不碰觸彼此，不注意彼此，或是覺得彼此惹人厭煩而令人尷尬。每個人都寂寞，而人人都對彼此感到陌生。當他們自以為相愛，就在電腦螢幕的藍光裡寫下關於性愛和毀滅的文字。有一次，十三歲的伊娃對她父親說：「我知道你不愛任何人。你沒有愛過媽媽，你不愛安妮絲，不愛克萊兒，也不愛我。這也無所謂。」

漢內克的每一部電影都令我不安。我分了四次才把《大劊人心》看完。我再也沒有看過一部把暴力描繪得如此真實的電影。片中的謀殺不像在昆汀．塔倫提諾的電影中是惹笑的流行文化演出。觀看《白色緞帶》是我唯一一次在一間客滿的戲院裡體驗到全然的寂靜。沒有人吃爆米花，沒有人咳嗽，沒有人說話。《愛．慕》讓我想起因惹．卡爾特斯的《最後的自省》。《完美結局》裡的喬治說起他妻子的死亡：「受了三年沒有意義、令人嫌惡的折磨，最後我把她悶死了。」當時我想到蘇格拉底：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請朋友向醫神獻祭一隻雄雞──死亡療癒了生命。

總之，對我來說，漢內克的電影就像俳句。它們準確地說出了它們想說的，別無其他。片中有祕密和影射，故事從來沒有完全解開，但是沒有隱喻，一如生活中沒有隱喻。一首俳句的畫面立刻呈現，單純而且完美。在學校裡我們所學的則正好相反。文學、戲劇和美術在只有少數人能理解時才有地位。馬丁．海德格寫道：「讓別人理解自己，這是哲學的自殺。」別人告訴我們，複雜的事物才有價值，但這是一派胡言。事實上，最簡單的東西才最難。漢內克的電影令人信服，因為這些電影質疑了我們自身，表明了這些質疑沒有答案。這也許是我們唯一的真相，我花了很久的時間才明白這一點。

我年輕時覺得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什麼是「惡」？那時我剛成為執業律師，而我經手的第一個重大案件是一個殺嬰的年輕母親。我去監獄裡探望她，滿腦子都是那些大哲學家的學說，我讀了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康德、尼采、羅爾斯和波普。但現在一切卻忽然不同了。牢房的牆壁漆成綠色，據說這能使人冷靜。那個年輕女子坐在一張小桌旁邊哭泣。她哭泣是因為她的孩子死了，她被監禁，而她的男友不在了。就在這一刻，我明白了我一直都問錯了問題。重點從來都不在於理論和制度。生命只有短短一刻，幾年之後我們全都會死。我們有限、脆弱、易受傷害，而且我們從來都無法完全理解我們的人生，就算我們偶爾自以為能夠理解。歌德在兩百多年前寫道：「人類一生下來就處於一種受限的狀態；他能領會簡單、明確、近在眼前的目的〔……〕；可是一旦他走得遠了，他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也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這句話中肯之處在於它的樸素。至少對我來說，「善」「惡」「道德」「真相」這些概念如今變得太大、太廣。有二十年的時間我替謀殺犯和殺人犯辯護，見過鮮血淋漓的房間，見過被割下的頭顱、被扯下的性器、被切碎的身體。我和身處深淵邊緣的人談過話，他們赤裸、崩壞、迷惑，對自己感到震驚。而在這麼多年以後，我明白了人類是善還是惡這個問題完全沒有意義。人類無所不能，他可以譜出《費加洛婚禮》，建造出西斯汀教堂，發明盤尼西林，也可以發動戰爭，奸淫擄掠和殺人。這始終是同樣的人類，這個光芒四射、絕望、飽受折磨的人類。

「軟弱而徹底地被交付給一種完全陌生、帶有威脅的東西：生活，大自然；被交付給一種對人類、對生命懷有敵意的存在，被交付給蒙昧、沉默和瘋狂。」──這是漢內克年輕時替托馬斯．伯恩哈德的小說《毀滅》（Auslöschung）所寫的書評。如今我覺得這是他電影作品的綱領。我們當然想要替這一切找到解釋，這種想望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我們別無選擇。我們剛開始理解生物學上的生命如何形成，我們就快要理解宇宙的起源。但是我們將無法回答那個根本的問題，那個為什麼。我們無法超越於我們的語言之上，永遠只能用我們的理智來理解我們的生活，永遠只能用我們的概念來描述，我們沒有別的概念可用。但是這些概念對大自然來說沒有意義，對生命、對宇宙來說沒有意義。重力波無所謂善惡，光合作用沒有良知，我們也不能贊成或反對地心引力。這一切就只是單純存在著。到最後，就像出自哲學家巴斯卡《沉思錄》的那句名言：「無限空間的永恆沉默使我戰慄。」托馬斯．伯恩哈德把這句話放在他那本小說《精神錯亂》（Verstörung）的扉頁。

而這意味著什麼呢？難道人生果真沒有法官在上？要是有呢？有沒有可能是我們弄錯了呢？這我們不知道。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接受說生命有意義就跟說生命沒有意義一樣傻。這正是漢內克向我們提出的問題。但這並非冷漠的虛無主義，並非玩世不恭的世界觀，並非迴避，也不是放棄。正好相反。我們惴惴不安地離開戲院，明白我們必須要針對自己再三思考。在《完美結局》的末尾，喬治對伊娃說：「這就是我想告訴妳的整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