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反思：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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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重新想像美麗新世界   ／張鐵志
推薦序 政治哲學不但不枯燥，反而能幫我們把事情「想透澈」 ／朱敬一

◎序言
面對全球疫情危機，我們不只需要醫療及科學專業，更需要道德與政治的重開機。想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先了解我們的社會紐帶與互相尊重是如何逐步瓦解。本書希望闡明其中的過程與原因，並思考如何找到一條邁向共善政治的道路。

◎楔子：擠入窄門
在才德至上的社會，進入一流大學成了人人垂涎的獎品……這是怎麼回事？進入頂尖大學何時變成社會上的頭等大事，招生醜聞竟然連續數個月攻占媒體頭條？當能力至上的競爭變得如此殘酷，我們完全陷入了拚搏的泥淖，又會如何導致工作的尊嚴遭到破壞、反菁英的怒火燒得民主制度岌岌可危？

◎第一章  贏家與輸家
不斷強調我們要打造公平的才德世界，讓社會地位只取決於努力與才能，毒害了我們看待成功（與不成功）的心態。「制度只獎勵才能與努力」的想法讓贏家認為成功是自己掙得的，進而瞧不起不若他們幸運的人。當我們不再有能力將所有人視為命運共同體，才德至上的思維是否成了一種霸權？

◎第二章  「良善故偉大」：才德思想簡史
既然以才擇人是好事，合情合理，如此立意良善的原則為何會引爆強烈的不滿，甚至轉化了全世界的民主政治？才德至上從何時開始逐漸變成了毒藥？本章探究才德至上理想的黑暗面是如何埋藏在它最動人的許諾裡，深植在「人是自己的主人」和「操之在我」的應許中──只是，這個許諾沉重得讓人難以負荷。

◎第三章  向上流動說
桑德爾在哈佛大學的課堂上觀察到，愈來愈多學生相信成功是自己的功勞，是他們努力的結果；而過去四十年來，「才德思想」與「應得」成了公共論述的關鍵詞，一方面強調成功是個人責任，另一方面則描繪向上流動的願景：只要努力奮發，唯有才能與夢想能限制你爬得多高。然而，「向上流動」究竟從何時開始失去了激勵人心的力量？

◎第四章  文憑主義：最後的主流偏見
教育，真的是不平等的唯一解藥嗎？唯有取得大專學歷，工作才有尊嚴，才有臉在社會立足嗎？當這樣的政治論述侵蝕了民主生活，貶低了不具大專文憑者對社會的貢獻，加深了對低學歷者的偏見，最終引發了民粹反撲，我們該如何才能跨出第一步，逐漸化解這份不滿，讓贏家與輸家都能想像更好的未來？

◎第五章  成功觀
要思考一個社會是否公正，可以問自己一個問題：若你不曉得自己會生在有錢或貧窮的家庭，你會選擇什麼樣的社會？假設事先知道自己會生在上層或底層家庭，是有錢或貧窮，你會想要活在什麼樣的社會？「只要循規蹈矩努力工作，一個人能爬多高只由才能決定」──我們真的能相信這句話嗎？

◎第六章  篩選機器
桑德爾邀請我們重新思考看待成功的方式，質疑「成功者都是靠自己」的自大想法，因為這種論述只會導致不滿，毒害政治並分裂我們。本章探討高等教育為何成為才德至上制的篩選機器，明明承諾將依據才德促進階級流動，卻鞏固了特權與成功心態，腐蝕了民主需要的休戚與共感。

◎第七章  認可工作
誰來決定什麼樣的工作在市場上比較有價值、對社會貢獻較高，而什麼樣的勞動付出卻只能獲得微薄的薪資？我們迫切需要重新衡量，何種工作值得認可與尊敬，身為公民的每一個人又互相虧欠對方什麼？唯有我們互相倚賴，才能釐清其他工作者對集體福祉的貢獻，並真心相信：「我們都在一條船上」。

◎結語
不論我們有多拚搏，成功都不是全靠自己或只需要自己就能造就的。社會看中我們的才能是我們好運，不是必然。清楚感覺命運的偶然可以讓我們心懷謙卑，而這份謙卑是個起點。它能讓我們告別無情撕裂你我的成功思想，超越才德霸權，攜手走向更少怨憤、更多包容的公共生活。

致謝

註釋

推薦序
重新想像美麗新世界 ／張鐵志（文化評論家、《VERSE》創辦人暨社長）

在未來，世界將被一群聰明有才幹的人統治。統治階級將由一個新公式決定：IQ＋努力＝才幹（merit），財富和權力是靠自己努力得來，而非世襲；民主是由受過高等教育的菁英所統治，而非依賴出身或財富。

這是一個美麗新世界。

等等，這看似不就是我們現在的社會嗎？

然而，這個「未來」是英國社會學家麥可．楊恩在一九五八年發表的反烏托邦小說，他所描述的那個未來是二○三三年。這部作品名為《菁英制度的興起》（The Rise of Meritocracy，或譯為《才德制的崛起》）。這是「meritocracy」（才德制）這個字首次出現（*註1）。麥可．楊恩準確地看到了時代的變化，而那個未來確實在那之後成為現實，「才德制」主導了這個世界。只是，他對這個未來是擔心的。

當代人們認為，相對於封建、種姓或種族制度，才德制是最公平的，畢竟學歷高、能力好、夠努力的人得到更多的報酬（名聲、金錢、資源），再自然不過。

到了二○一六年，川普當選，英國脫歐，全球各地都出現民粹主義的反撲。有人認為這種反撲的根源是全球化之下的階級矛盾，有人認為是城市和鄉村人們的差距，但以《正義》一書讓公眾熟知的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邁可．桑德爾認為，這些反彈不只是經濟因素，還有社會與道德因素，尤其是社會尊嚴。可以說，這是一種對「才德制」的反撲，因此有了本書強烈的英文書名《The Tyranny of Merit》（直譯為「才德的暴政」）。（*註2）

在此前著作《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中，桑德爾分析與批判一九八○年代之後出現對自由市場的高度信仰，認為「市場掏空了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辯論」。在本書中他進一步討論，當我們把市場認為是實現共善的主要工具，會讓政治成為一種專家和技術官僚的管理範疇（*註3），公民會被剝離於對共同價值的討論，這個狀況正好扣合上「才德制」的信仰：有才能的菁英應該是國家的統治者。

才德制到底有什麼問題？

桑德爾認為，現實中的才德制其實是虛假的幻想。在當代，教育是社會流動最重要的機制，但在美國的統計數據顯示，名校學生大部分都來自富有家庭，因為富有家庭可以給小孩更好的學習環境，再加上各種人脈關係，所以能否進入菁英學校是有階級偏差的，而不是所有人都擁有真正公平的機會。現實世界的機會遠遠不是公平的。

而就算真的是一個完美的才德制，亦即每個人往上爬的機會是平等的，但只是鼓勵人們追求高教育作為回應全球化的方式，仍然是個人式的解方，並沒有解決結構性的困境，社會不平等的情況依然會愈趨惡劣，而且會被正當化，也因此社會團結將會遭到嚴重破壞。

尤其是在這樣的制度下，成功者會認為他們的成功是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而與社會無關，既然成功是我自己的事，那失敗就是輸家自己的錯，這會製造出「才德的驕傲」（meritocratic hubris），對階梯下的人缺乏同理心，甚至不屑和輕蔑，因此更不會有對於共同體內同胞的相互責任。反過來，這會造成輸家對贏家的憎恨。

事實上，過去幾十年美國的主流論述是一種「躍升的修辭」（rhetoric of rising）：你要努力往上爬，只要你努力就會成功（You can make it if you try）。但現實是，這幾十年也是美國社會的不平等愈來愈嚴重的時期，階級翻身愈來愈困難，曾經人人相信的美國夢成為巨大的黑色夢魘。於是我們見到當前全球最大的政治浪潮：民粹主義對於菁英的反彈情緒。

在二○一六年美國總統大選，選民政治態度的最大分歧標準是有大學教育以上的選民和沒有大專學歷的：當年川普拿下了三分之二沒有大專學歷選民的選票。這是因為他們無知，或者是基於白人種族主義，所以支持川普嗎？沒那麼簡單。這主要是過去幾十年來不分兩黨的菁英長期扭曲整個政治、社會和經濟資源所造成的結果。這讓中下層階級不只失去了工作，還感覺到社會不再重視他們曾經從事的勞動工作，主流政治菁英只以為這是分配問題，不理解這是尊嚴和社會承認的問題。桑德爾說，這是一種「屈辱政治」（politics of humiliation）。而川普聰明到懂得收割這些選民的憤慨和悲傷，例如他曾公開說：「我喜歡教育程度低的人們」。

對才德制的批判近年已經愈來愈猛烈，而不只是桑德爾。另一本新書是耶魯大學法律系教授丹尼爾．馬科維茨近日出版的《才德篩選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他批判才德制只是合理化對於優勢的不平等分配。事實是，這個制度現在已經成為自己的反面：「一種對世代間的財富、特權和階級的鞏固機制」。

二○二○年的疫情又給了才德制新的反思。桑德爾在《紐約時報》為文指出，全球疫情讓人們重新認識所謂低技術、低薪工作者的價值。「我們開始更理解自己真正依賴的是誰，知道重要的不只是醫生和護士，而是快遞工人、雜貨店店員、倉庫工人、家庭照顧者，還有許多零工經濟工作者。我們稱呼他們為關鍵工作者，但他們卻不是得到最好報酬、獲得最多榮耀者。」這也是另一本頗具影響力的書《40％的工作沒意義，為什麼還搶著做？》中的主要論證（*註4）。

這位政治哲學上的社群主義大師的整個知識生涯，其實就是在對抗個人主義，提倡共同體精神。在本書中，他強調謙遜（humility）是此刻無比需要的公民德性。畢竟，憑著才能和努力在才德體制中獲勝者，往往也是多少托他人之福，或者是命運的偶然。我們愈覺得一切都是個人成就，就愈難學會感激和謙遜，而少了感激和謙遜，就愈難以追求共善。

就具體政策來說，他的解方包括在社會經濟政策更促進平等，他也提出在原有的成績制度加上抽籤制度來決定誰能夠進入菁英大學。

這些政策或許都不是萬靈丹，但本書卻絕對給了當今這個價值扭曲的社會一記當頭棒喝，甚至讓我們重新反思「選賢與能」的民主神話──選賢不是不好，但是民主不能只剩下這件事，因為被選出來的賢能（如果真的是賢能）可能會疏離或鄙視選民們。這反倒會淪為民主的異化。維繫民主體制另一個重要的核心是公共參與和對話。

在楊恩一九五八年的小說中，菁英統治的最後結局是一場政治反抗導致他們的垮台──這不正是二○一六年的現實？

反抗者在小說中提出宣言，希望追求另一個世界：「如果人們的價值不是取決於他們的智力、教育、職業和權力，而是他們的仁厚、勇氣、想像力和敏感性，他們的同情心和慷慨，那麼就不會有階級……而每個人將會有平等的機會，不是在任何數字的尺度下往上爬，而是去發展自己獨特的能力，過一個豐盛的生活。」

這才是美麗新世界。

〈註釋〉
*1 meritocracy 目前是通俗常用的字眼，但是在中文世界的翻譯沒有高度共識，在此採取的翻譯方式為「才德制」。
*2編按：因原書名中的 merit / meritocracy一詞在不同的文化脈絡中，讀者的理解有些微不同，作者邁可．桑德爾主動建議海外譯本可依據本書核心精神，另行發想合適書名，並同意繁體中文版名為《成功的反思》。
*3在五、六○年代的重要思想著作如《意識形態的終結》和《單向度的人》都曾提出類似的討論。
*4該書作者為二○二○年過世的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本人亦為該書中文版撰寫導讀，讀者們可參考。 

推薦序
政治哲學不但不枯燥，反而能幫我們把事情「想透澈」／朱敬一（中央研究院院士） 

哈佛大學哲學教授邁可．桑德爾的新書極為精采。若想精確了解最近五、六年歐美興起的民粹主義，本書絕對是最值得推薦的一本。 

◎分析民粹主義，要直視問題核心 

桑德爾是哲學界的明星人物，是把政治哲學「科普化」的重要推手。桑德爾擅長平實呈現理論；尤其在討論民粹主義這種大家親身體驗的現象時，他的舉例、援引、文獻參照等，皆精采且具說服力。桑德爾引述柯林頓、歐巴馬、希拉蕊、川普等人的公開演講，再統計Google搜尋的「關鍵字出現頻率」，呈現出政治人物們的思考與盲點，以及其心底隱蘊的偏見，讀起來非常有共鳴。 

事實上，美國有不少政治系教授（例如史丹佛大學的戴雅門、北卡教堂山分校的馬克．海瑟林頓及強納森．偉勒等）也都討論民粹主義對民主政治的威脅，但是相對於此書，皆失之膚淺。基本上，這些政治學者提出的建議就是修改遊戲規則，「不要讓那些討厭的傢伙選上」。但如果民主的真諦是「選民最大」，那就不能不去探究近五○％川普支持者的心理。 

◎貴族世襲下「績效主義」的崛起 

本書原文書名為《The Tyranny of Merit》，什麼是書中所談的meritocracy呢？Merit是指人的成績、績效、功勳等表現；一般認為它是個人能力與努力的結果。依績效敘獎、付薪酬，即是「績效主義」（meritocracy），在政治領域方面則形成「菁英政治」。績效主義對抗的傳統，正是年資至上、貴族世襲等，只看年資與個人出身的「落伍」思維。 

但meritocracy也不是沒有壞處。這個字的創始原本有希臘哲學傳統，近代最早則出現在一九五八年英國社會學者楊恩的著作《菁英制度的興起》。楊恩在書中描述了績效主義普遍之後的弊病，而桑德爾有許多論點，都溯源於楊恩。 

◎績效主義的「陰暗面」 

依桑德爾的解析，績效主義有以下幾點值得反思之處。 

一、績效主義著重依績循賞。這代表因自己努力而得到較高報酬，是應得的（deserved），是一種社會爬升的動態平等概念。因此，任何一個時點所得分配的靜態不平等，績效主義者並不關注。例如，一九七○至二○一七年，美國公司CEO的平均薪水從一般員工的三十倍，成長為三百倍。顯著的倍數膨脹，與大幅趨向不均的社會所得分配，績效主義者並不認為是個問題。但是整體社會卻有不同感受，形成菁英與社會大眾之間日趨嚴重的疏離感。 

二、績效主義也許趕走了貴族主義。但是後者真的比較差嗎？假設在貴族社會有十分之一的貴族，十分之九的窮人，績效主義社會的比例也一樣，有十分之一的績優者，十分之九的落後者。桑德爾問：你想出生在哪一個社會？我們也許會理所當然地回答：績效社會。但是桑德爾提醒我們：貴族社會的下籤，完全表示「運氣不好」，「那個傢伙是貴族只是因為他生在貴族世家，好狗命，神氣個屁啊」！但是若在績效社會抽到下籤，表示的卻是「我的能力與努力不夠」。於是，績效主義將低薪勞工標籤化了。別人認為他們是後段班，他們也自認為是魯蛇，羞辱感、邊緣感逐漸累積成柴火，等待川普這樣的人來點燃。 

◎什麼是「應得的」報酬？ 

一、績效主義者認為能力與努力所創造的高報酬，是他們「應得」的。但事實上有這麼理所當然嗎？CEO的薪水是員工的三十倍與三百倍，究竟哪一個是「應該」的？判準在哪呢？有位市長自豪自己智商一五七，因此反應敏捷進而當上市長，似乎也是剛好而已。但是，智商高來自父母基因，此人「碰巧」父母智商高，與此人「碰巧」父母是貴族，有什麼差別？一個是好狗命，一個是狗命好，其為狗命者，一也！父母為貴族是備受批評的貴族主義，父母靠精子卵子傳給子女高智商，不也是世襲？智商高或是麥可．喬丹彈性佳，在道德上哪有什麼值得誇讚的？ 

二、經濟學家法蘭克．奈特還有一個說法，駁斥「應得論」。奈特表示，喬丹之所以薪水高，是因為他碰巧出生在一個「大眾喜歡籃球運動」的社會，這不也是一種好狗命嗎？為什麼門票收入你「應得」幾億？又如果某人有「在桌面上比腕力」的天分，可是偏偏社會上沒有人喜歡這項運動，此人「應得」的所得還能上億嗎？所以「社會」才是關鍵，個人能力倒未必。 

三、績效主義者深信「應得論」，於是養成了傲慢心態，失去對其他「智商低於一五七者」的同理心。他們在言談中不時表露出優越感，經常說：「我不做蠢決策！」「她懂什麼？」貶抑之情溢於言表，累積社會的階級對立。 

以上是績效主義的理論缺陷。除此之外，桑德爾也參照許多實例，幫助我們了解績效主義在歐美政治社會圈帶來的衝擊。 

◎績效主義對政治的衝擊 

一、英美政黨板塊的改變：英國工黨與美國民主黨，傳統上皆較為親左與親勞工。但是在布萊爾、柯林頓、歐巴馬幾任總理、總統的訴求轉變下，原本親勞工的論述，漸為績效主義所取代，使得勞工階級心灰意冷。這些政治人物論調改變，多少是受八○年代雷根與柴契爾夫人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強調政府少干預，讓人人「只要有天分、夠努力，都能出頭」。同時，這兩位魅力領袖，也塑造了「純粹自由貿易的全球化」。將製造業外移到低成本國，更加惡化了本國原來已經弱勢、被標籤化的勞工地位。勞工們討厭全球化，認為全球化都是你們這一群菁英獲利，這正與他們民粹性支持川普、瑪琳．勒朋和英國脫歐是一體兩面。這種悲抑形成了民粹主義的土壤，也促使政黨板塊挪移。 

二、績效主義在美國教育圈，也導致家長學生對明星大學的投資競賽。像惡補SAT、上各種才藝班、尋求競賽獎牌、甚至造假作弊，都是近年績效主義衍生的弊端。由於弱勢家庭無力負擔這些花樣，形成另一種「爸媽有錢，小孩容易上明星大學」的「菁英世襲」，這幾乎與貴族世襲相近，其流弊甚至更甚於以往的貴族主義。 

◎績效主義之惡，怎麼解？ 

績效主義有諸多弊病，並造成民粹與反民主逆流，怎麼辦呢？這個問題很複雜。在升學方面，以哈佛大學招生為例。桑德爾建議：如果兩萬人申請入學只錄取一千人，則「先刪除絕對不合格的大約兩成，其他八成合在一起抽籤」，以阻斷高中生拚命求高分的誘因。其基本邏輯是：成績是入學申請的審查門檻，而不是判準。 

但是在政治領域，因為牽涉層面甚廣，政府很難有一個化解菁英政治的辦法。桑德爾對於績效主義的解方說得較少，但基本上有兩個方向：一是平等自由主義（egalitarian liberalism），增加人們的同理心與平等尊重；二是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改善不同階級、不同身分者之間的黏著與向心力。 

◎讀政治哲學，使我們更完整 

政治哲學與形式哲學、宇宙哲學、生命哲學、科學哲學皆不同，它與現實貼切且有助於圓融思考。讀政治哲學不但不枯燥，反而能幫我們把事情「想透澈」。如果周邊的問題都能想清楚，我們就是比較「完整」的人，立身處世的思考圓融，謂之「無惑」。做人完整與完美不同；我們永遠不會完美，但是一定要努力使自己完整。了解另外百分之五十的選民，當然是重要的「無惑」功課。 

二○二○年新冠肺炎大流行，美國和許多國家一樣措手不及。儘管公衛專家前一年才警告病毒可能蔓延全球，中國一月和病毒陷入苦戰，美國仍然欠缺抑制病毒散播的普篩能量。隨著疫情蔓延，確診人數暴增，這個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愕然發現，他們連醫護人員需要的口罩及防護裝備都無法充足供應，醫院和政府部門為了搶到救命的檢驗試劑與呼吸器而你爭我奪。

措手不及的原因很多。總統川普無視公衛顧問的警告，在疫情初期的關鍵幾週刻意淡化危機，於二月下旬堅稱「一切都在我們掌握之中……我們處理得非常好……疫情很快就會結束」；美國疾病管制中心發放的首批檢測試劑有瑕疵，事後補救又拖延太久；數十年來的產業外包，導致美國的醫療口罩與設備幾乎完全仰賴中國和其他外國廠商進口。

然而，面對這場大流行，美國不僅在後勤上缺乏準備，道德方面也無所適從。疫情爆發前，美國已經深陷分裂多年，從經濟、文化到政治莫不如此。社會不平等與文化衝突數十年來愈演愈烈，最終於二○一六年引爆了民粹反撲，促成川普當選。而川普遭到彈劾後（但未因此下台）不久，就遇上了這場美國自二○○一年九一一攻擊事件以來的最大危機。儘管如此，共和與民主兩黨對立依舊。認為媒體正確傳達疫情資訊的共和黨支持者比例極低，只有百分之七；相信川普發言可靠的民主黨支持者更只有百分之四。

政黨間的嫌隙不斷惡化，偏偏病毒就在這時來襲，需要全民團結才足以對抗。但除了戰爭期間，幾乎沒有國家能做到這樣的同仇敵愾。政府呼籲人民維持社交距離，放下工作待在家中，甚至強制執行，使得無法遠端工作的人被迫失去工作與薪水。病毒對年長者威脅最大，但年輕人也可能受害；就連本身不受影響的民眾，也可能有爸媽或祖父母要操心。

疫情蔓延讓我們在道德上重新察覺人的脆弱與互相倚賴。政府官員和廣告商自然而然搬出了「我們都在一條船上」的口號，但喚起的卻是出於恐懼的團結，因為害怕病毒擴散而「維持社交距離」。公共衛生專家呼籲民眾一條心，在脆弱中互相扶持，方法卻是彼此疏遠，自我隔離。

面對疫情蔓延，這種「隔離式團結」是有用的。除了英勇的醫護和急救人員需要親身救助患者，超市店員和外送員同樣冒著健康風險送食物及日用品給居家者。專家告訴我們，保護手足同胞的最好做法就是跟他們保持距離。

然而，隔離式團結在道德上的矛盾處，卻正好點出了「我們都在一條船上」這句口號的空洞。這句口號不僅未能傳達所有人一起守規矩、一起勒褲帶的休戚與共感，反而碰上了近乎前所未有的不平等與政黨惡鬥。市場導向的全球化不僅讓美國無法在國內生產口罩與藥物，更奪走了許多美國人的高薪工作與社會尊嚴。

與此同時，那些得力於全球化市場、供應鏈及資本流動的人，卻愈來愈不倚賴自己的同胞，既不需要同胞提供產品與服務，也無須同胞消費他們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這些全球化贏家的經濟生活與身分不再仰仗地方或國內社群，進而將自己和輸家區隔開來，維持著另一種社交距離。

這些贏家告訴我們，政治主張的區別不再是左右之分，而是開放與封閉之別。在開放世界裡，成功仰賴教育，仰賴提升自己，好在全球經濟競爭中勝出。這代表國家必須保障教育機會人人平等，卻也顯示贏家往往認為成功是他們應得的；而機會如果確實平等，就還意謂輸家之所以落隊是自己的問題。

這種「成功觀」讓「我們都在一條船上」變得缺乏說服力。它讓贏家感覺成功是自己的功勞，輸家覺得贏家不把他們當人看。難怪全球化的落隊者會憤怒不滿，進而受到反對菁英、誓言重新豎起國界高牆的極權民粹主義者所吸引。

此刻帶領我們對抗這場疫病的，正是這群不信任科學專業與跨國合作的政治家，因此困難重重。面對全球公衛危機，我們不只需要醫療及科學專業，更需要道德與政治的重開機。

將川普推上總統寶座的傲慢與怨憤是有毒的，不可能帶來我們此刻亟需的團結。想讓道德與公民生活重開機，就必須先了解過去四十年來，我們的社會紐帶與互相尊重是如何逐步瓦解。本書希望闡明這個瓦解的過程與原因，並思考如何找到一條邁向共善政治的道路。

邁可．桑德爾
二○二○年四月於美國麻州布魯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