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我們的義務：瑞典人的日常思考教我的事

含著銀湯匙出生的瑞典人

臺灣社會中也有千千萬萬個約翰，甚至處境更糟的人們，他們被命運發了一手爛牌，無力改變現狀，只能被現實鞭策著往前走，而這正是滋生多數社會問題，包括犯罪、自殺等悲劇的溫床。

先生說他記憶中有印象的第一場瑞典大選，是一九八五年、他剛滿七歲的那年。當時他看到電視上有兩個最大的陣營：一個偏紅色，叫做社會民主黨；一個偏藍色，叫做溫和黨。他問爸爸這兩個陣營有什麼不一樣？爸爸說：「紅色的那一邊，他們希望所有人都過不錯的生活。不管有沒有努力、有沒有資質，都不會有人窮到不能生活；藍色的那一邊，他們希望好生活是一種獎勵，必須要努力爭取才能得到，這樣大家就會越來越努力。我不贊成藍色的那一邊，我覺得這樣只會讓那些有好生活的人過得越來越好，讓生活不好的人過得越來越差。」於是他又問爸爸：「所以你支持社會民主黨囉？」爸爸指著另一個更深紅色的小黨說：「我支持的是這個：左派黨。他們的方向和社民黨一樣，但是覺得社民黨做得還不夠好、不夠多。」

記得另一個瑞典朋友也曾說，他還沒上小學的時候，有天問媽媽什麼是社會主義。媽媽不假思索的回答他：「社會主義就是我們努力得來的成果，都被那些懶惰的人拿去享受。」

從遠處觀望一個國家和社會時，我們為求便利常常會試圖簡化、一體化該國家或社會裡所有的人。然而若我們把鏡頭不斷拉近，就會看到截然不同的個人，在民主越發達的社會，越是如此。

天下有白吃的午餐嗎？

在北歐社會，儘管多數輿論傾向支持健全的社會福利，但每一個人對於要保留多少自由市場的競爭基調，以及又該允許多少政府的力量介入、提供社會福利抗衡自由市場的不公平，都抱持著極為不同的理解和信仰。人們在評論一個議題或報章雜誌在分析報導時，通常也會在一開始就提出一個清楚的定位，讓參與討論的人能大致掌握這些論點的出發點。

本書行文至此，我想讀者都已經看出我的立場是傾向分享和平等的。而秉持這種立場的人最常面對的質疑，大概就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句話了吧。在回應這個質疑之前，我想先分享一個朋友的故事：

先生有兩個從小一起長大的死黨，一個叫約翰，一個叫培爾，他們從幼稚園到現在都是最好的朋友。先生和培爾都來自中產家庭，約翰則來自藍領家庭，他們的人生在小學之後開始出現分歧。約翰的媽媽在他和弟弟小學的時候過世了，約翰的爸爸則有酗酒和情緒不穩的問題，但還是盡力把孩子帶大，直到約翰和弟弟差不多成年的時候，他卻突然辭世。一直到中學階段，約翰和兩個死黨在校表現都不相上下。進入高中以後，無意升學的約翰學習意願不高，每一科都只求維持在及格邊緣，除了歷史科。因為這三個男孩從小就沉迷於戰爭史，對一次、二次大戰的所有歐洲戰場和細節都瞭若指掌，直到現在他們每年還是會開著車到歐洲各戰場參訪旅遊。

無意升學在瑞典並不是件壞事，即使對升學沒興趣，還有很多其他的職涯選擇。約翰高中畢業後就在木材加工廠工作，二十歲出頭時結了婚，和妻子在鄉村買了一棟小房子過日子。沒過幾年，約翰開始經常向工廠請病假，婚姻也出了問題。他後來被診斷出罹患憂鬱症，於是向工廠請了長期病假，並和妻子離婚，搬到鎮上的一間小公寓和弟弟同住。

我認識約翰這個人的時候，他已經請了長達兩年的長期病假，靠著剛好足夠生活的病假津貼維持生活，每天都坐在電腦前玩電腦遊戲。那時我先生和培爾都剛剛碩士畢業開始工作。他們三人的感情還是很好，常常互相探訪。我只去過約翰的公寓一次，被他髒亂失序的生活嚇得拒絕再踏進那間公寓一步。約翰的健康狀況也每況愈下，弱視惡化到近乎全瞎，瑞典的醫療保險以接近免費的價格提供他昂貴的矯正鏡片。從小就是田徑健將的他，後來竟胖到讓我先生和培爾都快認不出來，每天拖著一百六十多公斤的身軀，只要走幾步路就喘得像頭牛，我完全不相信約翰曾經是全年級跑得最快的男孩。

我很不喜歡約翰，也不喜歡當時還是男友的先生和這樣的朋友來往，覺得這是「壞影響」。我也不喜歡瑞典的長期病假制度，讓一個完全可以繼續工作的人待在家混吃等死。不去工作也就罷了，竟然還能用納稅人的錢進行心理諮商和視力矯正，這不是米蟲是什麼？

當我這麼跟先生說的時候，他總是說：「對啊，我也這麼覺得，約翰更是比誰都這麼覺得，所以這兩年來他試圖振作了好幾次，但是都失敗了。約翰他經歷了一個比較艱難的童年，但是他很少跟我們談起這些，在我們面前常常拿他的憂鬱症開玩笑，想表現出豁達的樣子，但是我們都知道憂鬱來襲的時候他的情況有多糟糕。何況他在請病假之前，也工作繳稅了五、六年，我相信他只是需要休息，等他準備好了，情況會越來越好。」

後來如我先生說的，約翰就像許多陷入長期病假的瑞典人一樣，漸漸回到了生活的常軌。我現在回想，其實這個改變的階段很早就開始了，但他總是進兩步退三步，讓人感受不到改善的成效。他一開始申請了大專資工課程，讀得不順利，一年後換到了社工系。大約在同時，他因為在網路上購買囤積非法的抗憂鬱藥物而被警局搜查，並且上法庭受審。瑞典的罰款是按收入累進計算的，沒有收入也幾乎身無分文的他，付了一些象徵性的罰款，得到一年後不再犯即可清除的一條前科，就返家了。記得那段時間每次聽到他的近況，都讓我不禁苦笑著搖搖頭。

後來有一天，他傳簡訊給死黨們，說他排到了縮短腸道的減肥手術，這種手術原本價格高昂，但瑞典政府以低價提供給重度病態性肥胖者。約翰在手術後一反以往，十分注重飲食運動，體重漸漸減輕，也開始恢復了活力。

瑞典人在結婚前常會安排一整天的單身派對活動，在先生的單身派對那天，他的朋友們合租了一個田徑場，安排一場田徑錦標賽。這個比賽的宗旨是先把我先生灌得爛醉，好看他出糗，不過其他參賽的朋友們也都躍躍欲試，想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施展身手。

約翰那時已經恢復了堪稱正常的體態，但沒有以往那麼矯健，接連幾個項目的成績都墊底。然而在他從小最拿手的跳高項目，竟以黑馬之姿拿下了第二名的成績。先生說當約翰漂亮的躍過橫杆、落在軟墊上的時候，他彷彿看到約翰十七歲時在學校運動場上的英姿，並和培爾兩人不約而同的跑上前和約翰擁抱歡呼。大概只有這幾個一起長大的男孩，能體會約翰當時的心境吧。

後來約翰的故事只能用急轉直上來形容。他在老家鎮上認識了一個也曾罹患憂鬱症的女醫生，兩人陷入熱戀，而在他們結婚之前，他也完成了社工系的學業。現在他在社會局工作，和妻子住在一間可以看到海的美麗公寓。已經遊歷過所有歐洲戰場的三個死黨，現在正計畫明年要一起去美國探訪南北戰爭的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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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小侄子滿周歲，婆婆苦思良久要送什麼禮物給什麼都不缺的孫子，後來她把一支家傳的小銀湯匙擦得晶亮，送給了愛孫。婆婆說，她想讓孫子記得，每一個在瑞典出生的孩子，都是含著銀湯匙出生的。

約翰這一路走來經歷了一個又一個的阻礙，也犯下許多錯誤，父母早逝、選錯職業科系、憂鬱，甚至犯罪，如果他身處其他國家的社會，或許絆到其中一、兩個石頭，就足以讓他無法再調整步伐、實現自我。然而瑞典社會不但幫他把這些絆腳石一個個移開，並耐心等他做足準備，重新再起。約翰和其他國家的人比起來，在某種意義上，不也是個含著銀湯匙出生的孩子嗎？而瑞典讓約翰吃了那麼多白吃的午餐，最後獲益的到底是誰呢？

我們都知道要讓驢子跑，有紅蘿蔔和鞭子兩種手段。對於那些不想跑、跑得慢的驢子，為什麼要給他們蘿蔔？應該用鞭子去鞭策他們才對吧？然而在社會上有千千萬萬個約翰，甚至處境更糟的人們，被命運發了一手爛牌，最後落入了無力改變現狀，只能被現實鞭策著往前走的窘境，而這個窘境，正是滋生多數社會問題，包括犯罪、自殺等悲劇的溫床；他們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也有很高的機率陷入同樣的命運。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是許多人視為社會公義的真理，然而試圖用鞭子去激勵飢餓的人們，反而會為社會埋下不斷重複的悲劇和危機。更別說有太多追求這種「社會公義」的人們，仰賴著優渥的環境和裙帶關係白吃了一堆好料，一邊喊著「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時，自己的嘴都還沒抹乾淨呢！

瑞典有沒有吃福利政策豆腐的人呢？當然有！在報章雜誌上，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都能看到令人髮指的案例。有記者揭發一個申請了好幾年殘疾津貼的人，那人在臉書上貼了環遊世界的照片；有父母濫用育兒假，小孩稍有不適就藉口不來上班……但這些案例目前仍屬少數，而人們在生活周遭親眼目睹、深刻感受到的，往往是像約翰這樣的例子。曾經我用冷眼旁觀的角度，認為他是個國家的米蟲、扶不起的阿斗，但如果我們更貼近了解這樣一個人的故事，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許多瑞典人仍相信，付出社會成本將會帶來物超所值的結果。

瑞典家庭的Mysig時光

我試著回想自己和臺灣家人Mysa的回憶，大概用手指頭數得出來。對於媽媽含辛茹苦的奉獻，我曾感到沉重；媽媽眼中的擔憂、嘴裡的叨唸，讓女兒把許多內心話都吞下了肚裡。

剛畢業時，我曾經在瑞典當了一年的保母。我照顧的兩個孩子的爸爸是機師，媽媽是空服員，當兩人都必須離家工作時，就由我去幼稚園接六歲的蘇菲和兩歲的盧卡斯回家。每次我忙著煮飯的時候，蘇菲總會走過來跟我再三確認：「我們等一下要一起Mysa哦！」

Mysa是一個瑞典特有的詞，形容詞態是Mysig，可以形容一個環境很舒適平靜，也可以形容人與人之間舒適的相處。動詞態Mysa，則意指人們一起度過親密愉快的時光。我一開始以為Mysa的意思就是相處，覺得很納悶，我人不是一直待在這裡嗎，為什麼蘇菲還要特別過來跟我「預約」相處呢？

吃完晚飯，收拾好廚房，蘇菲宣布Mysa開始。我和姊弟倆爬到沙發上，唸一本書給他們聽，也聊著在幼稚園發生的事。那時我懂的瑞典語還不多，記得有一次我聽不懂「盪鞦韆」這個詞，蘇菲二話不說跳下沙發表演盪鞦韆的動作給我看，把我和盧卡斯逗得樂不可支。Mysa結束時，蘇菲總會說：「Oh, it was mysig.」（跟妳度過的時間真開心。）

家人間以血緣聯繫的情感，是全人類共有、放諸四海皆準的。但是其感情根基，在不同的文化和社會制度下所呈現的面貌都不盡相同。我以前從沒有細想過臺灣的家庭觀，反而是當身處在瑞典這個陌生的環境時，才開始反思從小視為理所當然的臺灣家庭模式。這篇文章是我單純從家人的角度出發所做的觀察，有發現，有感動，也嘗試從制度面去思考。

和家人相處太久會累？

我先生和家人見面並不是非常頻繁，但是每一到兩個月總會記得要聚一聚。今年仲夏節（注：夏至來臨時的慶祝活動，是北歐的重要節日），婆婆從幾個星期前就開始安排家庭聚會，張羅得不亦樂乎。結果前一天，先生接到婆婆打來的電話，只聽她帶著濃濃鼻音說：「我得了重感冒，聚會先取消吧。」我先生說：「那妳好好休息，我們擇期再約。」我聽了急著說：「你媽媽生病了，我們更應該要去探望她呀！」我先生說：「她現在沒有精神，我們去枯坐在她旁邊，她也不會覺得Mysig。」

後來婆婆病好了，我們約她和先生的弟弟、弟媳來家裡吃飯。吃飯時我們聊到了人生中的抉擇，大家輪流說著那些讓自己思索「如果當時選了另一條路，現在會是什麼光景？」的人生分歧點。這個話題似乎觸動了婆婆的心弦，她打開話匣子，向大家述說了許多年輕時的回憶，我聽得津津有味。不過看得出來在座的兒子們都已聽過這些故事許多次了，但他們還是耐心聽著，偶爾還會開玩笑挖苦她。

後來不知為什麼我說起了朋友的LINE帳號被盜用，要我去買iTunes點數卡的事，沒有智慧型手機的婆婆一個字都聽不懂。經過大家費勁唇舌解釋，婆婆才說：「所以那個詐騙集團的人很喜歡聽音樂囉？」大家哭笑不得。接著又聊到了政治，這個家庭每個人的政治傾向都有點不一樣，針鋒相對了一陣，最後也一笑置之。天南地北的聊到了深夜，婆婆突然走到門口穿起外衣和鞋子，笑著跟大家說：「It was mysig，謝謝你們。」然後很乾脆的回家了。後來我開始思考Mysa這個詞的意義。問瑞典人，他們答不上來，對他們來說Mysa就是Mysa，於是我只好用自己的語言邏輯去理解。Mysa就是人們在日常問候與關心之餘，和他人進行的純粹的交流。我在廚房做飯的時候，七分心思放在家務上，只有三分放在蘇菲和盧卡斯身上，但是和他們Mysa的時候，我們三個人都要投入百分之百的專注。這種交流看似放鬆，但也不能完全放鬆，必須耐心傾聽，努力理解，時時確定大家都是主角，也沒有人高高在上。因為是家人，所以毫不保留的分享自己的生命經驗，因為是家人，所以意見不合也笑著包容。這樣的交流很愉快，但時間拉太長會有點累，所以重視的不是量，而是質。

和家人相處太久居然會累？這種說法也許會讓臺灣人覺得太「見外」了。臺灣的家庭相處模式，就我個人的經驗和觀察，是一種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的角色扮演，是一種陪伴和責任的混合體，而最高的情感表現在於羈絆和奉獻：例如給孩子煮的一碗麵，幾句叨唸，抑或是付給補習班那疊厚厚的鈔票，買給爸媽的按摩沙發……這種羈絆和付出的表現，又何嘗不真摯美麗？

兩種模式各有其淵源，也各有優劣。剛來到瑞典，看到夫妻五五分帳，大部分父母親不會幫下一代存錢、買房，孩子也沒有所謂「盡孝道」的觀念。看到婆婆在孩子接連離巢，並和公公分居以後，獨自住在一間小公寓裡。有時我覺得，似乎臺灣的親情溫暖多了？

記得有一次上瑞典語課，課堂上大家討論到家庭價值。班上一位中國同學很激動的說：「我覺得瑞典人的家庭根本沒有愛！我老公剛畢業，還在找正式的工作，我公公婆婆明明有錢，居然不資助他，讓他去工廠打工！他們明明有能力幫我們付房貸頭期款，卻忍心讓我們租房！他們這麼對孩子，怎麼期待孩子以後孝順他們？」在座的歐洲同學聽了啞然失笑，而來自亞洲和中東的同學們卻點頭如搗蒜。

其實，瑞典年輕人不管來自什麼樣的家庭，在找到正式工作前，在基層行業打工的情況非常普遍。我先生碩士畢業後一邊投履歷，一邊在利樂包工廠的生產線上折飲料包裝；我的碩士班同學畢業後，有的在養老機構，有的在超市櫃檯打工。按當時景氣和工作職缺多寡而定，有時這樣的臨時工一做就是一年半載。瑞典年輕人不問職種，積極加入勞動市場的現象，體現了社會民主主義強調「勞動」的理念，這是和許多人對福利社會「好逸惡勞」的印象背道而馳的。

「東方人比西方人更重視家庭價值」，這句話說起來很順口，但是越想破綻就越多。沒錯，東方家庭成員基於傳統角色分配的使命感，對彼此的付出一般來說比西方家庭來得多，然而這難道就是「重視家庭價值」嗎？西方國家的個人主義讓人們時而跳脫了兒女、父母等傳統角色，也不啻是為人們打開了另一個交流模式的窗口。我認為這其間家庭價值並未因此被削弱，而是轉型了。

先生的小弟和弟媳交往十餘年，公婆從來沒有問過他們什麼時候要結婚，什麼時候要生孩子，取而代之的是完全的信任和深刻的了解。幾年前，懷孕數個月的弟媳不幸流產，小弟打電話和婆婆報告，婆婆故作鎮定，簡短回答：「知道了，要她好好休息。」就掛了電話。掛了電話之後，婆婆一個人坐在陽臺靜靜流淚。過了幾分鐘，小弟又打了一通電話給婆婆，問她心情怎麼樣。婆婆邊哭邊說：「其實我很難過。」小弟說：「我知道。」婆婆又說：「我難過的不是孩子，而是感受到你們兩個人心裡的痛，為你們心疼。」小弟說：「我知道。」

理解了Mysa的意義後，我試著回想自己和臺灣家人Mysa的回憶，大概用手指頭數得出來。對於媽媽含辛茹苦的奉獻，我曾感到沉重；媽媽眼中的擔憂、嘴裡的叨唸，讓女兒把許多內心話都吞下了肚裡。小時候長輩問我考上哪所學校，長大了改問我何時結婚、何時生子……各種傳統角色的期待，就像一道解不開的緊箍咒。

輪流為奶奶寫日記

先生的奶奶在另一半過世後，一直獨自住在公寓，接受家庭到訪服務。根據實際需求，家庭服務人員會定時幫她買東西、做家事，或是一起散步、聊天。照顧老人，也是瑞典學生主要打工兼職的項目，我有不少朋友都曾擔任家庭服務員或養老院的員工，這個工作固然辛苦，卻也不乏溫馨的互動。

一位朋友常在研究這個星期要為她照顧的老太太梳什麼髮型，她說那個老太太有一頭雪白的長髮，幫她梳頭就像在幫芭比梳頭一樣有趣。另一個朋友很喜歡聽他照顧的老人講述五、六○年代的瑞典社會，就像在上歷史課一樣。記得有一次我在瑞典藥局買了一包海綿，覺得大小質料都很適合用來清潔廚房。後來陸續幾個朋友來家裡玩，友人看到我用那種海綿擦拭流理臺，都驚訝的說，那是用來擦老人屁股的耶！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那種海綿是專為老人照護設計的，而且在許多養老設施中都十分常見。看似養尊處優、在富裕國度裡長大的瑞典年輕人，竟然有這麼多人親手擦過老人的屁股，這是一種多麼謙卑的經驗。

後來奶奶的意識越來越模糊，從公寓搬進了養老院。奶奶的三個子女也都各有三個子女，一到會客時間，總有家屬來探病陪伴，有時甚至把她小小的客廳擠得水洩不通。每次去探望奶奶，就看到護理人員忙進忙出為奶奶打理生活，家人們主要是坐在一旁陪她聊天。奶奶的房間裡有一本冊子，每一個去看奶奶的家人都會在冊子上寫下他們去看奶奶的情景。奶奶說了什麼、心情如何等等，都翔實記錄，這樣下一個來看奶奶的人，就可以掌握她的情況，以及合適的話題和她互動。

有一次我坐在奶奶房裡看著大家有說有笑，突然體會到不同領域的社會福利，是如何環環相扣，牽一髮而動全身。因為育兒福利，所以每個家庭多生幾個也不擔心；因為勞工權益受到保障，所以大家有充分的休閒時間分配給奶奶和其他家人。儘管會客時間有限，但每分每秒都是扎扎實實的Mysig時光。而在臺灣，有多少同住的親人，因為生活壓力早出晚歸，彼此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或在難分難解的經濟鏈中，讓本應單純的感情染上了銅臭味？

西方國家對社會福利的重視程度高低不一，卻普遍能看到相對自由開放的家庭秩序，如前文所述，我認為這和民主價值的滲透有很大的關係。在這個大前提下，高度的福利制度又更進一步的重新定位了每個家庭和個人：以社會資源制衡家庭差異、緩和階級複製，並結構性的解放了傳統的性別角色。

再回到奶奶。奶奶一直都獨立開朗，然而到了最後幾次探訪，看得出她的身心越來越脆弱。每當會客時間差不多要結束時，奶奶那雙已經幾乎看不見的雙眼中會閃過一絲寂寞。雖然她嘴裡會不斷重複：「你們下次什麼時候來？」但是到了說再見的時刻，毅然揮手道別的奶奶，總是讓我刮目相看。最後一次去看奶奶的時候，我把那本冊子翻開來，看著一頁頁密密麻麻的紀錄，以及字裡行間透出的關懷和深情，不禁紅了眼眶。我開始想，等自己老了之後，能不能像奶奶一樣壓抑自己對家人的擔心以及對陪伴的渴望，以求給彼此更多的空間？在臺灣，照顧老人是另一半、媳婦，甚至是印傭的責任嗎？而當老人的「家人」又是誰的責任？臺灣人真的比瑞典人更重視家庭嗎？